文章总结： 立陶宛议会通过新情报法以应对俄罗斯威胁，大幅扩展情报机构权限，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不经法院许可实施监视、搜查及生物识别数据收集，仅需事后司法审查。该法引发对公民自由及少数民族权益的担忧，且立陶宛对华政策亦趋于安全化对抗。 综合评分： 75 文章分类： 政策法规,威胁情报,网络安全

立陶宛通过新情报法以应对“俄罗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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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9日 07:12 北京

2025年12月23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一项影响深远的情报立法改革，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据立陶宛媒体Delfi及mezha.net报道，该国议会于12月23日正式通过一揽子法律修正案，大幅扩展国家情报机构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权限。几天后，Weekly Blitz在12月27日的报道中进一步指出，这部被称为“情报法”的新立法，将于2026年2月起生效，其出台背景被官方明确与所谓“俄罗斯威胁”相联系。立陶宛政府认为，这是在复杂地区安全环境下的必要防御举措；但在部分国际评论者和舆论视角中，这一法律却被视为削弱民主保障、扩大安全机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转折点。围绕该法的讨论，已经超出单纯的国内立法范畴，触及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架构、少数族群权利以及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长期张力。

背景概述

根据Delfi的报道，立陶宛议会于2025年12月23日通过了扩大情报机构权力的法律修正案。投票结果显示，68名议员投赞成票，无反对票，另有8人弃权。这一结果反映出，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立陶宛主流政治力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立场。

Weekly Blitz在12月27日的报道中指出，立陶宛当局将该立法明确定位为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关键举措，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安全紧张背景之中。尽管立陶宛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也未面临已确认的严重恐怖主义威胁，但政府仍强调必须采取“非常规安全手段”，以应对潜在风险。

新法主要变化

根据mezha.net援引Delfi的报道，新修正案对情报机构任务的界定发生了重要变化。法律明确规定，情报部门的职责不仅包括预测风险和识别威胁，还包括消除和中和这些威胁。这一表述意味着，情报机构的角色从信息收集与评估，进一步延伸至直接处置层面。

在具体权限上，新法授权情报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当掌握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信息时，可在未经法院事先许可的情况下：

• 对个人及其通信实施监视；
• 进入住宅和车辆；
• 追踪资金流动；
• 秘密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包括指纹、语音样本、气味等。

Weekly Blitz的报道进一步指出，这些行动可以在不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显著降低了程序性限制。

授权与审查

新情报法并未完全取消司法监督，而是引入一种以效率为导向的紧急授权机制。根据Delfi的报道，在未获法院事先许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后，情报机构负责人或其副手必须在24小时内向法院申请继续行动的授权。

如果法院拒绝批准，情报部门必须立即停止相关行动，并通知情报监察员，对已收集的数据作出处理决定，包括销毁相关信息。这一设计在形式上保留了法治框架，但监督重心明显由“事前许可”转向“事后审查”。

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还允许情报人员秘密收集生物识别信息，并在绝对必要和特殊情况下，购买和携带爆炸物、装置以及制式枪支。mezha.net强调，这类手段仅限于极端情形下使用。

Weekly Blitz则对此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允许安全人员携带小型爆炸物，更常见于处于武装冲突或严重恐怖威胁中的国家，而立陶宛当前的安全环境并不具备这一特征。

潜在影响

Weekly Blitz的报道特别关注新情报法对立陶宛境内俄罗斯族和白俄罗斯族群体的潜在影响。文章回顾称，2024年立陶宛移民部门曾将598名白俄罗斯公民和125名俄罗斯公民列为“安全威胁”，但未向当事人提供具体理由。

在该媒体看来，新法赋予情报机构更广泛、秘密且即时的行动权限，可能使类似的安全认定更容易转化为实质性监控和搜查行动，从而加剧族群紧张与社会不信任。

连锁反应

Weekly Blitz指出，立陶宛并非孤立行动者。近年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相继采取提高军费、强化安全立法以及限制俄罗斯公民的措施，试图构建高度警戒的安全环境。但在批评者看来，这种做法可能反而削弱地区稳定，增加误判和升级风险。

小结

综合Delfi、mezha.net和Weekly Blitz的报道可以看出，立陶宛新情报法的出台，反映了该国在安全认知上的深刻转变。法律通过明确扩大情报机构权限，试图提高国家对潜在威胁的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

然而，其长期影响将取决于执行边界是否受到有效约束，司法与监察机制能否发挥实质性作用，以及情报权力是否会在实践中被持续扩大。新情报法究竟是立陶宛国家安全能力的“防护盾”，还是侵蚀公民权利与地区稳定的“风险源”，仍有待时间检验。

附：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

立陶宛近年来主动推动对华关系的政治化与安全化转向，使两国关系从以经贸与正常交往为基础的务实状态，逐步演变为充满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维尔纽斯在欧盟内部率先将中国界定为所谓“系统性竞争对手”，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限制中国企业参与5G等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并以安全名义不断强化对中国投资和技术合作的审查，客观上削弱了双边互信与合作基础。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立陶宛无视中方严正关切，允许台湾以“台湾代表处”名义设立机构，严重冲击中立关系政治基础，直接导致两国关系急剧下滑。随后，立陶宛将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进一步国际化，主动寻求欧盟和美国介入，使原本的双边问题演变为对华施压的政治议题。总体而言，立陶宛已将对华政策深度嵌入其对俄安全认知和跨大西洋战略之中，充当欧盟内部对华强硬路线的前沿角色，两国关系因此长期处于低位和高度不稳定状态。

参考资源

1、https://mezha.net/eng/bukvy/lithuania-expands-intelligence-agency-powers-for-national-security/

2、https://weeklyblitz.net/2025/12/27/lithuania-passes-new-intelligence-law-to-counter-russian-threat/

3、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lithuanias-policy-on-china-an-unlikely-eu-trailbl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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