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该文解读美国2026年STEM人才报告，指出其劳动力规模达3600万且高度依赖外籍高端人才，同时面临基础教育数学竞争力下滑的结构性短板。分析认为该报告是美国科技竞争战略的制度性工具，未来美将通过签证与财政政策强化全球人才吸附。建议警惕其对我国高端人才流动及科研合作环境的潜在冲击。 综合评分： 85 文章分类： 威胁情报,政策法规

开源情报|国际动态|分析解读《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26年〈科学与工程指标——STEM人才：教育、培训与劳动力〉报告》

原创

玄道 玄道

JANE网络安全与开源情报研究院

2026年2月23日 15:55 中国香港

摘要

2026年2月12日，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依据《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向总统与国会提交《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系列报告之《STEM人才：教育、培训与劳动力》（编号NSB-2026-1）。该报告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CSES）编制，经系统评审后发布，是美国联邦层面关于科技人力资源结构、教育体系与国际竞争态势的权威统计性文件。

报告系统梳理了美国STEM劳动力规模结构、教育供给体系、国际学生流动、外籍科技人才构成及未来就业预测等内容，重点呈现疫情后美国K-12数学教育恢复缓慢、国际数学竞争力下滑、高等教育STEM学位快速扩张、外籍科技人才在关键技术领域占比持续上升等趋势。报告虽以统计呈现为主，但其数据逻辑与结构安排清晰反映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的焦虑与政策导向，对中国科技发展环境与国际科技人才流动格局具有现实影响。

一、基本内容

（一）美国STEM劳动力规模与结构

根据2026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STEM人才：教育、培训与劳动力》报告所披露的数据，2023年美国STEM劳动力总规模达到3600万人，占全国全部就业人口的25%。这一比例意味着，每四名劳动者中即有一人从事与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相关的职业活动，STEM体系已成为美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支柱性板块。从岗位构成来看，美国STEM体系内部呈现出三层结构分布：科学与工程（S&E）岗位占27%，主要涵盖工程师、科研人员、软件开发人员、数据科学家等高技术密集型职业；S&E相关岗位占37%，包括医疗技术人员、注册护士、技术支持及其他与科学工程体系密切关联的专业岗位；STEM中等技能岗位占36%，如电工、机械技术人员、农业生产管理者等技术型岗位。这种结构表明，美国STEM体系并非单纯依赖顶端科研人员，而是形成了高端科研、中端专业技术与基层技术工种相结合的多层级劳动分布体系。

在学历结构方面，报告指出62%的STEM从业者拥有高等教育学位，其中50%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另有12%拥有副学士学位。分岗位观察，S&E岗位的学历门槛明显较高，79%的从业者具备学士及以上学历；S&E相关岗位中该比例为65%；而STEM中等技能岗位中仅14%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且约75%的从业者未取得任何高等教育学位。这种分化体现出美国STEM体系内部在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路径上的明显层级差异，同时也反映出其劳动力供给结构具有一定弹性——既依赖高学历科研力量，也吸纳大量技术技能型劳动人口。

从收入结构看，STEM职业具备显著的经济溢价效应。2023年STEM全职劳动者的中位年收入为7.6万美元，高于非STEM岗位的5.5万美元，差距超过2万美元。在STEM内部，S&E岗位的中位收入达到10万美元，为所有职业类别中最高；S&E相关岗位为8万美元；中等技能岗位为5.8万美元。报告同时指出，在所有学历层级上，STEM岗位收入均高于对应的非STEM岗位，表明STEM职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稳定的收益优势。

从增长趋势看，2013—2023年间，美国STEM就业总规模增长26%，远高于同期非STEM岗位9%的增长率，STEM在整体就业结构中的占比由23%上升至25%。分项看，S&E岗位增长幅度最大，十年间增长63%；S&E相关岗位增长27%；中等技能岗位增长7%。在未来预测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2024—2034年STEM就业总体将增长6%，其中S&E岗位增长9%，高于全国平均就业增速。这一趋势显示，美国未来就业增长动力将继续集中于科技密集型领域。

（二）外籍STEM人才结构

报告指出，2023年美国STEM劳动力中有22%为外国出生人口，即约800万人。这一比例高于外国出生人口在整体劳动力中的占比，说明外籍人口在科技体系中的集中度更高。从岗位分布看，外籍STEM从业者中34%集中于S&E岗位，31%从事S&E相关岗位，35%分布在中等技能岗位。相比之下，本土出生STEM从业者在S&E相关岗位中的比例更高，而外籍人口在高端科研岗位中的占比更为突出。

来源国结构方面，墨西哥与印度为最大来源国，合计占全部外籍STEM从业者的31%。在S&E岗位中，印度籍从业者约72.7万人，为单一国家中数量最多；中国籍从业者约30.9万人，位列第二；墨西哥位列第三。S&E相关岗位中，菲律宾、印度、墨西哥为主要来源国；而在中等技能岗位中，墨西哥籍劳动者占比高达38%。这一分布显示，美国科技体系在不同层级岗位上呈现出明显的国别结构差异。

在高等教育与博士阶段人才方面，报告强调临时签证持有者在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工程、数学与统计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占比持续保持高位，尤其在博士层级，外籍学生比例显著。这些临时签证持有者毕业后是否留美就业，成为美国科技人才供给的重要变量。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美国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国际高等教育目的地，但2017—2023年间，美国国际流动学生总数下降3%，而其他主要吸纳国家则出现增长。这表明全球高端人才竞争加剧，美国在吸纳国际科技人才方面面临新的外部挑战。

（三）K-12 STEM教育与国际竞争

在基础教育层面，报告对2024年美国全国数学评估结果进行了系统分析。数据显示，疫情后高分段学生成绩出现一定程度恢复，但低分段学生成绩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整体学习损失仍然存在。除四年级成绩处于第75与第90百分位的学生外，多数年级成绩尚未回到疫情前水平。

在国际比较方面，2023年参加国际评估的18个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八年级学生科学成绩处于中间位置，而数学成绩则位列后三分之一。2019年至2023年间，美国八年级数学成绩由515分下降至488分，下降幅度达27分。该趋势显示，美国在基础数学能力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明显下滑。

报告进一步指出，高中阶段数学成绩与未来STEM学位完成率高度相关。11年级数学成绩处于最高五分位的学生中，有71%最终完成STEM学位；而处于最低五分位的学生中，仅34%完成STEM学位。该数据揭示了基础教育阶段能力差距对后续科技人才供给的直接影响。

（四）高等教育与博士流动

在高等教育层面，2013—2023年，美国S&E学位在学士、硕士及博士各层级均实现增长。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位增长最为显著，本科层级由约5.15万增长至11.41万，硕士层级由约2.28万增长至7.72万，呈现出快速扩张趋势。工程、数学统计等领域亦保持较高增长。

2023年，美国仍为国际学生首选目的地，但其全球份额较2013年略有下降。与此同时，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吸引力增强，全球科技教育竞争格局趋于多极化。

博士阶段临时签证持有者的“留美率”成为科技人才供给关键变量。报告指出，许多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就业，这一机制为美国持续补充高端科研力量提供重要来源。国际学生的流动趋势与签证政策走向，将直接影响美国未来科技创新能力结构。

二、分析研判

（一）发布目的与下一步动作

从文本结构与政策语境观察，该报告虽以统计指标与趋势分析为主要呈现方式，但其功能定位并非单纯的学术性年度报告，而是嵌入美国国家竞争战略框架之中的制度性动员工具。报告通过对STEM劳动力规模、教育供给链条、国际人才流动与就业预测进行系统量化，为国会、行政部门及产业政策制定机构提供了可直接转化为财政拨款、立法议程与战略规划的决策依据。其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第一，通过“人才供给—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逻辑链条，强化国会对科技人力资源体系持续财政投入的正当性；第二，为签证政策调整及高技术人才引进立法提供数据支撑，以便在移民政策争议中构建“国家利益优先”的论证框架；第三，为产业政策、国防科技布局与关键技术攻关方向提供人才结构层面的基础论证，使人才问题与技术自主权问题直接挂钩。

结合美国近年来科技与安全政策演进趋势，可以预判其下一步动作将呈现出更为系统化与制度化特征。首先，在高端技术领域博士签证政策方面，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针对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量子计算等战略领域博士毕业生的留用通道，通过延长OPT期限、优化H-1B及国家利益豁免机制，确保关键领域高端科研人员留在美国科研与产业体系之内。其次，在基础教育层面，美国将加大K-12阶段数学与计算机教育的投入，通过联邦资金补贴、州际教育标准协调与教师资质提升计划，缓解疫情后学习断层对未来科技供给的冲击。再次，在产业端，将通过税收减免、研发补贴与军工订单，引导企业加大对数据科学、信息安全、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与岗位扩张，形成“产业拉动—人才集聚—资本支持”的闭环机制。

其根本意图在于维持并强化美国对全球科技人才的吸附能力，以外部人才补充机制弥补本土教育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在本土基础教育恢复缓慢的现实背景下，美国选择通过制度优势与市场高薪体系构建全球人才磁场，以此延缓其科技优势相对下降的速度。

（二）政府与政策系统协同

该报告所呈现的不仅是统计结果，更体现出美国科技治理体系内部高度协同的制度化运作机制。国家科学委员会负责战略层面的指标发布与趋势判断，国家科学基金会及其统计中心承担数据生产与技术论证功能，形成“数据—评估—政策建议”的知识供给链条。劳工统计局（BLS）则配合发布未来十年就业预测，为财政预算与产业政策制定提供量化依据；教育部通过强化STEM课程标准与教师资格要求，将报告中的教育警示转化为制度性改革方向；国会则在国家安全与供应链安全框架下，将科技人才议题纳入立法与拨款议程。

这种“统计—政策—财政”三位一体机制，使科技人力资源问题不再是单一教育议题，而成为国家战略核心议题。近年来，美国科技政策日益呈现“安全化”趋势，即将科研能力、产业链韧性与国家安全直接绑定。在这一框架下，STEM人力资源被界定为国家安全资产，其供给不足被视为潜在战略风险。通过将科技教育问题安全化，美国得以突破传统教育预算限制，将科技人才培养纳入国防、产业补贴与国家安全拨款体系，实现资源优先配置。

这一机制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整合强化国家动员能力，使科技竞争由市场竞争上升为国家层级的战略竞争。

（三）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报告文本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在博士来源结构与关键技术领域分布数据中，中国始终位列重要来源国之一，尤其在工程、计算机与数学统计领域占据较高比例。这一结构性现实决定了美国科技政策的调整具有明确的竞争指向。

首先，美国强化数据科学、信息安全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人才布局，意味着未来关键技术竞争将更加依赖高端科研人员密度与创新转化能力。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扩大博士留用与优化签证结构，形成对全球高端技术人才的持续吸纳。其次，通过签证政策与出口管制并行推进，美国逐步构建“双轨体系”：一方面吸纳全球技术人才进入本土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封锁与实体清单限制先进技术向竞争对手流动。人才吸纳与技术限制形成相互配合的制度组合。再次，美国以国际学生体系为战略缓冲器，在全球教育网络中维持核心枢纽地位，通过学术体系的中心地位巩固科技影响力。

对中国而言，其潜在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高端人才流动结构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特别是在博士与博士后层级；第二，在出口管制与科研审查加强背景下，中美科研合作环境趋于复杂化；第三，全球博士与高端技术人才流动竞争加剧，各国争夺战略性科研资源的趋势更加明显。

因此，该报告虽为数据文件，但其制度含义在于美国对科技竞争格局进行提前布局，并通过制度工具强化其对关键人才的结构性掌控。

（四）结构性判断

从整体结构分析，该报告释放出三项深层信号。第一，美国本土基础教育体系出现持续性断层，特别是在数学能力与低分段学生恢复方面存在长期隐患，这将对未来本土科研供给形成潜在压力。第二，美国高端科技人才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籍人口，尤其在博士与关键技术领域，外部输入对体系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科技竞争的重心正从单纯的产业规模竞争转向人才结构竞争，即谁能掌握更多高密度科研人员与关键技术博士资源，谁就能在未来技术变革中占据主动。

美国正在构建“全球人才吸附—本土教育修复—产业高薪锁定”三层体系：通过全球教育网络吸纳外部人才，通过财政投入修复本土基础教育，通过高薪与科研资源锁定核心科研人员。其目标并非简单扩张就业规模，而是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维持技术体系的中心地位，并延缓相对优势收缩趋势。

这一战略组合显示，美国已将人才问题上升为国家竞争结构的核心变量，科技博弈进入以人才密度与制度动员能力为关键指标的新阶段。

三、结语

综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到，《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26年〈科学与工程指标——STEM人才：教育、培训与劳动力〉报告》并非孤立的统计文本，而是嵌入美国国家竞争战略体系中的结构性工具。其通过系统化数据呈现，将科技人力资源问题与国家安全、产业优势与全球竞争地位紧密捆绑，在制度层面完成对科技竞争逻辑的再界定——人才不再仅是教育成果或劳动力变量，而是国家战略资产与权力资源。

报告所揭示的现实矛盾亦十分清晰：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体系在数学能力与低分段学生恢复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本土供给链条出现结构性压力；另一方面，美国依托高等教育体系与签证制度构建全球人才吸附网络，通过制度与资本双重优势持续汇聚外部高端科研资源。正是在这一内外张力之中，美国试图通过制度整合与财政动员维持其科技体系的全球枢纽地位。

可以预见，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更加集中于高端科研人才密度、博士资源配置效率与关键领域知识产权掌控能力。产业规模、资本体量与市场空间仍然重要，但决定性变量正在向“人才结构的集中度与可持续供给能力”转移。在这一趋势下，任何依赖单一市场机制或分散资源配置的体系，都难以在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

因此，该报告所传递的信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科技竞争已经完成从产业对抗到体系对抗、从产品竞争到人才结构竞争的转型。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高强度的人才集聚能力与制度动员能力，谁就能够在未来技术革命与战略博弈中掌握主动权。围绕这一核心变量展开的制度重构与资源重组，将成为未来十年国际科技格局演化的关键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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