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技安全政策透视

admin 2026-03-12 23:43:42 网络安全文章 来源:ZONE.CI 全球网 0 阅读模式

文章总结: 文章系统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科技安全政策,指出其以护持科技霸权为核心逻辑,将中国科技挑战作为安全叙事由头,通过锚定尖端技术、补齐发展短板、织密管制网络、重构联盟体系四大支柱实施对华技术封锁。政策特点体现为量化阈值定界、全流程溯源管控与多维度系统穿透,预计将持续强化,对中美科技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综合评分: 78 文章分类: 政策法规,AI安全,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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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技安全政策透视

李艳 李艳

中国信息安全

2026年3月11日 18:46 北京

文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艳

21世纪以来,科技因素在大国竞争中的权重持续上升。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科技安全更跃升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与地缘政治的博弈焦点。特朗普自第一次执政开始,就将“美国优先”理念强力投射至科技领域;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之际,又恰逢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博弈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激发、强化了其战略焦虑与警觉。在认知层面,特朗普政府将科技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级,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耦合,将维护美国在科技领域领先地位作为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的基础,强调任何可能挑战这一地位的国家与行为都将被视为威胁。在行动层面,将维护科技霸权视为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以“商人思维”计算得失,并通过系列泛安全化手段达至目的。2025年,特朗普政府在短短一年内就密集出台大量科技相关政策文件与措施,政策调整与升级力度空前。

在系统梳理与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技安全政策之前需做两点说明:一是为什么谈科技安全政策而不是科技政策。一般而言,科技政策涵盖发展与安全两个维度内容,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互为表里,很难严格区割。尤其是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科技议题“安全化”甚至是“泛安全化”问题更加凸显。美国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科技政策,无论是政策叙事、目标牵引还是主体内容都体现出强烈的安全色彩。因此,本文对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分析主要选择从安全角度切入,使用科技安全政策的表述有助于更好聚焦重点。二是为什么是科技安全政策而不是科技安全战略。科技领域高度复杂多元,涉及诸多技术领域,且涵盖研发与应用全周期、全链条,美国政府有关科技安全的顶层设计与行动规划散化分布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报告等系列战略及科技相关政策性文件中,本质上是一种“政策矩阵”。因此,本文使用科技安全政策以确保表述规范与精准。

一、战略内核:安全叙事下的霸权护持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科技安全政策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较,表面看存在政策差异,实质上战略内核高度一致——均以所谓竞争对手的安全挑战为战略叙事、以护持美国科技霸权为底层逻辑。因此,二者维护美国科技霸权的整体思路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对内聚焦科技实力强化,谋求全球科技领域绝对优势;对外联合“盟友”针对性遏制竞争对手,巩固自身相对优势。

(一)安全叙事:“中国的科技挑战”

全球科技格局的深刻变革,尤其是中国关键技术领域的快速追赶,成为美国科技战略延续与升级的直接动因。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排名持续提升,已跃升至全球第10位,稳居36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之首,进入全球创新领先行列;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增强,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绿色技术领域表现出色。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2025年发布的《全球技术趋势发展报告》认为,中美在AI算法精度、半导体先进制程、量子比特数量等关键指标上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在5G应用、新能源技术、高铁技术等领域已形成局部领先优势;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不仅对美国科技霸权构成直接挑战,并正在改变全球科技力量格局。

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和赶超事实刺激了美国神经,成为特朗普政府进行危机叙事和开展社会动员并进而塑造政策环境的主要由头和借口。2025年,美西方智库密集发布以此为主题的“重磅”报告,为美国的针对性行动造势。1月,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发布《欢迎来到竞技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谁领先、谁落后,我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报告,比较了2022年以来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发布或更新的112份新近技术清单、最新数据与发展动态,对中美在12大战略性关键科技领域的发展态势和差距进行分析,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虽各有优势领域但整体差距不大且竞争激烈”。6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国际科学与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for Science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指数》(CET指数),评估26个国家和地区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半导体、空间技术和量子技术五大“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技术实力认为,“中国在生物、量子、制药等多个领域保持竞争力,并正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12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2025年《关键技术追踪》报告显示,中国“高影响力”(High-Impact)领域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国家差距,同时在云与边缘计算、计算机视觉、生成式AI、数据孪生等10个新兴技术领域中有8项领先世界。西方智库传递的信息与美国政府官方表态相互加持。特朗普在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的信中警告称:“国外的竞争对手正试图夺取美国作为世界最伟大奇迹创造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地位。我们必须重拾上个世纪推动我们前进的紧迫感。”其科技幕僚们亦多次在白宫简报中强调,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 是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且是必须阻断的威胁。通过这些叙事与舆论塑造,特朗普政府最大程度为其政策措施找到了“合理性”乃至“合法性”,并借此凝聚国内共识、统一各方意见、动员全政府与全社会资源。

(二)底层逻辑:确保美国科技霸权

科技霸权一直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柱,是美国长期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的关键保障。作为二战后头号科技强国,美国凭借科技领先优势构建了以己为中心的全球科技分工与规则体系,通过技术扩散、标准制定、产业垄断等方式,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而确立起全球战略优势。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技术优势是美国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重要来源,是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核心资产。”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也认为,美国相对其他大国的权力急剧下降是影响美国战略调整或转向的重要触发点,其中判断要素就包括失去技术竞争的优势地位。科技是核心竞争力,也是军事实力的关键所在。因此,美国格外强调科技在市场和军事方面的转化能力,并竭力寻求和维持这些优势以保证其国家利益及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由此,不难理解无论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均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生物技术、先进制造、关键材料等列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域。拜登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CHIP Sand Science Act)、《国家量子倡议法案》(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ct,NQIA)等构建了基础框架。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此基础上深化与提速,致力于进一步巩固美国科技优势。数据显示,美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仍保持在35%以上,专利申请量占比超过28%。

2025年,美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维持科技霸权的战略决心集中体现在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政府“一键三连”:一是1月份高调宣布推出“星际之门计划”(TheStargateProject),力推科技巨头联手投资全球人工智能基建。二是7月份出台《人工智能行动计划》(America’s AIA ction Plan),配套3项行政令与90多项跨机构行动,从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业发展与国际竞争等全维度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制定了行动路线图。三是11月推出“创世纪计划”(The Genesis Mission),核心是集合国家顶级资源,打造科研平台,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前沿战略技术研发(尤其是国防技术)的突破,并将之称为人工智能版“曼哈顿计划”。三大动作各有侧重,从不同层面完善与丰富了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布局与政策行动,共同构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夺取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为目标的战略蓝图。

(三)布局思路:内外双线推进

从战略高度上讲,优势分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前者指通过自身实力提升确保领先地位;后者更强调通过遏制增加对手赶超难度,从而确保形成足够差距。确保优势与护持霸权的共同底层逻辑决定了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政策布局思路的整体一致。

一方面,全力提升科技绝对优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拜登与特朗普都致力于强化本土科技产业链韧性,试图通过减少外部市场依赖,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产业生态。2022年7月,拜登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其中多项立法经费额度仅是“授权”而非支出承诺,每年需由国会决定是否拨出额外经费;其中仅有的支出承诺是5年内用于半导体行业的520亿美元和为高科技制造商提供的240亿美元税收抵免,其重塑产供链的决心与力度可见一斑。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简化审批流程,将产供链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优先事项”高度。为系统推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构建了一套覆盖财政、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工具箱”,用减税和补贴吸引企业回流。其特别关注科技领域的产供链重塑,如在半导体领域出台行政命令大力支持国内芯片生产。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吸引与压力之下,科技巨头纷纷加大在美投资。例如,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基地,苹果公司也承诺在未来4年内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

另一方面,联合盟友遏制对手。虽然拜登与特朗普政府在发挥盟友作用的策略上有所不同,但在将盟友视为遏制中国核心支撑的定位上并无二致。拜登政府在对华技术竞争中注重推行“多边主义”,拉拢盟友共同遏制中国技术发展是其着重推行的战略,以“中国科技发展不仅威胁美国安全,也威胁到盟友安全利益”为由说服盟友配合“科技遏华”。例如,拜登任内推动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均将“应对科技安全威胁”作为所谓“合法性”基础。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在《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中明确提出“打造‘盟友开放+对手封锁’的科技竞争护城河”。除继续推进与盟友及伙伴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意愿、搭建合作框架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探索更具灵活度与实效性的系列措施。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称,隶属美国国防部的国防创新单位(DIU)正加紧向盟友与伙伴派驻旨在深化科技合作的联络官。DIU发言人表示:“只要人员安排就绪,我们就会尽快向印太区域、欧洲和中东盟友与伙伴国家派遣联络官。与其他国家的创新单位互派联络人员就是美国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策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尽早掌握更多的合作机会。”

二、政策特点:实用主义的策略选择

为更好适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与应用快速迭代的新形势、应对中美在芯片及大模型等领域激烈竞争博弈的新挑战,特朗普二任政府在上任短短一年内,大力调整、升级既有政策,并对拜登时期的政策进行反思与实践校准,大刀阔斧地推动科技安全政策调整与布局,更加聚焦具体问题与注重实效,形成锚定方向、夯实支撑、织密管制网、拓展合作伙伴四大支柱政策框架。四大支柱高度关联、互为助力,最终形成“目标引领—基础支撑—安全护航—协同放大”的政策逻辑闭环,核心目标就是全方位服务美国的科技霸权护持。其中锚定方向,决定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技安全政策的战略支点与核心抓手;夯实支撑,是为消除核心技术攻坚的“硬软短板”;织密管制网,旨在守住技术优势,既确保自身技术成果不流失,又遏制竞争对手追赶步伐;拓展合作伙伴,则为更加有效地协同扩大管制效果,避免孤立施策导致的失效或低效,同时最大程度调度、“虹吸”各方资源。

(一)锚定方向:攻坚“改变游戏规则”的尖端技术

此轮科技革命最大特点是新兴技术集群式与交叉融合式爆发与演进。早在2021年,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就发布题为《掌舵: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Taking the Helm: ANational Technology Strategy to Meetthe China Challenge)报告称,维持美国世界第一技术强国的地位并不意味着要在所有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美国需更明智地设置技术优先级别,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必须重点关注尖端前沿技术,因为“这些技术是新型数字经济的支柱技术或是潜在颠覆性技术”,其衍生出的尖端能力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或军事优势,甚至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基于如此逻辑,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加注重选准关键赛道,将人工智能与量子等关键前沿技术的突破与融合视为战略锚点,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旨在重点攻坚的政策文件。特朗普在致克拉齐奥斯的信中明确要求,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迅猛发展,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核技术等领域加速研发,并推动私营部门加大投资,以保持对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第一任期推出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American AIInitiative)和《国家量子计划法案》(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ct)为美国奠定了技术优势,现在需更进一步。在人工智能方面,“创世纪计划”集中体现了实现“技术代差”的思路与意图——试图通过打造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将数十年积累的庞大科学数据集、国家实验室顶级算力、自动化实验设施融为一体,联动科技巨头共同构建“AI+科学”的科研闭环,在核聚变、生物技术、关键材料、半导体等“本世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上取得技术突破并形成“技术代差”。在量子领域,2025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量子技术列为“国家安全核心支柱”。美国技术产业委员会(ITI)业已发布《量子技术政策指南》(Guideto Quantum Technologies Principles),概述了应对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传感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的战略建议。据报道,白宫正着手准备一项关于量子技术的全面行政命令,试图建立全政府范围内的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协调机制,重组联邦政府对该技术的资助、建设、保护及商业化方式;将量子技术定位为经济机遇与国家安全关切并重的关键领域;指示联邦机构减少商业部署障碍,拓展国际市场合作,并加强量子研究制造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美国竞争力并降低安全与供应链风险。

(二)夯实支撑:补齐制约发展的“软硬短板”

美国科技界与政策界认为,美国科学技术与科技产业发展面临两大现实瓶颈:一是“硬件”上,基础建设跟不上发展需要。2025年4月,德勤能源与工业研究中心(The Deloitte Center for Energyand Industrials)对制约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因素进行专项调研后认为,供电能力不足严重挫伤了美国政府和企业的人工智能雄心。据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网站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负责人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对话时亦指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远不如中国,可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被中国反超”。二是“软件”上,美国现行监管措施不利于创新发展。2023年10月,拜登签署了“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on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特朗普等共和党人一直强烈抨击称,该行政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限制,还会助长“激进左翼思想”。2024年7月发布的共和党党纲中也明确表示,“我们将废除乔·拜登危险的行政命令,这一行政命令阻碍人工智能创新……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党人支持植根于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的人工智能发展”。美国相关智库在集中讨论所谓人工智能监管成本与收益失衡问题后认为,监管政策抬高企业合规成本,尤其是冲击中小企业营收、扼杀初创企业;应该转向行业自愿标准与事后追责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美国许多科技巨头公司也纷纷呼吁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标准以改变各州分散化监管的状况,并称众多相关法律扼杀了创新、影响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竞争力,将使美国在竞争中落后,对经济和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为解决上述制约性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其一,聚焦基建提速。2025年7月23日,特朗普签署“加速联邦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许可”(Accelerating Federal Permitting of Data Center In frast ructure)行政令,明确提出“破除监管障碍”的核心目标,针对“新增负荷100兆瓦以上、投资超5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及国防优先级项目”,废除拜登时期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和气候合规要求,确保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在算力基建上不落后任何竞争对手;“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专设“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板块,明确要求破除数据中心、半导体制造设施及能源基建的审批瓶颈。“创世纪计划”行政令更把基建提速列为任务落地的“首要保障”。其二,重视松绑监管。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2025年4月颁布《联邦机构人工智能监管优化指南》(Revised Policieson AI Useand Procurement by Federal Agencies),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在60天内识别并修订阻碍人工智能创新的内部监管”;7月23日,特朗普签署“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出口行政令”(Promoting the Export of the American AI Technology Stack),正式将拜登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出口需经3个部门交叉审查”流程改为“商务部牵头的跨部门工作组一站式审批”,并“向盟友推出技术合作套餐,简化私营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监管流程”;12月11日,签署“确立人工智能国家政策框架行政令”(Ensuring a National Policy Frame work for AI),“以联邦统一规则取代超1000项州级人工智能相关法案”,并对推行严苛人工智能监管的州“暂停联邦科技拨款”。

(三)织密管制网:实施“全链条穿透式”封锁

特朗普一任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技术封锁都主要以“泛化禁运”与“清单式管制”为核心。美国战略与政策界经过“观察与反思”后认为,这些措施效力不高甚至无效,联邦政府需重新思考并着手改进方法。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称:“中国的商业和技术行为构成战略风险;西方应对措施尚不成熟,技术封锁措施(例如出口管制)不足以保护西方或促使中国改变。”因此,探索更加精准有效的新措施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从目前已采取及正在酝酿的相关措施看,美国政府正着力构建以“量化阈值定界、全流程溯源管控、多维度系统穿透”为核心的封锁体系。

量化阈值定界。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强化拜登时期开始的量化要求,对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出口设定明确、可量化的技术参数红线。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2025年在拜登卸任前曾发布《人工智能扩散管理框架》(Frame work for Art ificial Intelligence Diffusion),不断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出口管制措施。特朗普二任政府完全摒弃了该框架对出口“圈层”的划分,但在划定更加明晰的技术量化阈值方面则继承相关规定并继续做实做细。例如,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不仅明确根据人工智能芯片总运算性能(TPP)、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带宽设定管控阈值,还根据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重、参数、训练数据等核心标准精细化管制范围,禁止未经许可的对外转让。

全流程溯源管控。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利用技术与管理手段对管制物项进行全流程溯源。在进出口贸易中,美国海关(CBP)2025年4月正式启用全新原产地核查2.0系统,全面升级进口商品原产地认定标准和审查流程,通过区块链溯源、实时能耗监控、供应链全链路穿透式审查三大技术手段,对转口贸易实施“降维打击”。有动向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将此做法复制在技术管制中。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曾在接受采访时证实,华盛顿正探索高端晶片追踪计划,“我们正在探讨是否可能通过某类软件或修改晶片的硬件,来更好地进行定位追踪……这是我们准备做的一件事”。

多维度系统穿透。除技术手段外,特朗普二任政府还动用资本、市场等手段全面推进产供链“去风险”,追求更具“穿透性”的政策效果。在资本维度,除继续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与反向CFIUS审查外,特朗普政府还通过《2025年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Comprehensive Out bound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25),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为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企业提供融资、上市保荐等服务,限制中资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在市场维度,美国发布《联邦采购法规》(Th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FAR),禁止联邦与州政府采购所谓“中国高风险AI模型”(如DeepSeek)、半导体产品,要求政府部门采购的科技产品必须通过“美国技术认证”;限制美国云服务商为中国企业提供人工智能算力托管服务;推动中国高风险科技产品从美国市场下架,如2025年已有超过30款中国人工智能应用被要求从美国应用商店移除;力推供应链“去风险”,通过“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引导全球半导体企业将产能向美国及核心盟友转移。

(四)重构联盟:借助“多元利益”绑定合作伙伴

拜登政府因在技术封锁中忽视盟友利益、将盟友纳入严格管制范围,导致日本、荷兰等盟友执法意愿不足,使得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存在明显漏洞、联盟协同效果大打折扣。特朗普第二任期摒弃了“单边主导”的联盟构建思路,在传统基于地缘信任的合作基础上,更强调通过技术分工甚至是跨域利益绑定来最大限度拓展合作范围,争取形成美国主导下的更广泛的联盟与合作体系。

一方面,力推合作“网络”最大化。特朗普二任政府对科技合作网络的搭建并不囿于传统政治同盟,还综合考虑技术协同度与利益契合度等多元因素,争取将更多国家纳入合作范围,以差异化技术开放与管制政策实现管制资源精准分配。其中,第一圈层为“核心盟友圈”,包括日本、荷兰、沙特、阿联酋等国家。美国视这些国家为科技联盟的核心支柱,对其开放全套人工智能技术栈、豁免算力配额限制;不仅同步实施等效的量化阈值与溯源规则,更是试图与日本、荷兰在半导体管制方面从法律、执法、技术标准等层面强化全面协同。第二圈层为“普通合作圈”,涵盖更多国家,如印度、巴西、部分欧洲国家。特朗普政府将其作为科技联盟的外围协作力量,适用低性能技术的许可例外,按量化阈值限额放行低风险技术;保持有限科技合作,开放民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投资,包括允许参与美国主导的5G民用标准制定、新能源技术合作等,但禁止其接触核心敏感技术。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代表的第三圈层是核心封锁对象,禁止购买美国先进芯片与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

另一方面,实施多元利益绑定。除技术合作外,特朗普政府还以资本、市场、安全等合作为交换筹码,提升与盟友合作粘性与稳定性。在资本层面,美国政府力推美企与盟友开展联合投资。例如,“星际之门”算力基建计划吸纳日本软银、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资本参与,总投资规模达800亿美元,拟在全球建设12个超算中心,形成资本深度绑定;向核心盟友开放美国科技市场,优先采购盟友科技产品,通过共享美国高价值市场份额方式进一步巩固联盟;同时将科技合作与安全同盟深度融合,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等安全同盟框架下,强化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敏感技术合作,将科技安全纳入集体安全保障范围,构筑安全绑定。

三、发展趋势:特朗普第二任期与“后特朗普”时代

在没有其他突发因素(如技术突袭或地缘政治冲突等)情况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科技安全政策持续强化趋势大概率不会逆转。但从“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时段来看,该政策延续性存在一定变数。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科技安全政策将持续强化

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支持群体集中于保守派选民与硅谷科技资本,强硬的科技安全政策既契合保守派“美国优先”的民粹诉求,又能为科技资本提供产业补贴、市场保护等实际利益,成为特朗普巩固政治基础、争夺中期选举话语权的核心博弈工具。因此,特朗普任内势必将继续大打科技安全牌。

一是美国科技安全政策保障机制构建完备。特朗普任内,随着总统科技安全委员会(NSTC)、外国投资委员会、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等专业化机构的组建与权限扩容,“决策—执行—监督”的闭环机制已确立,为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政策精准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近两年来,外国投资委员会继续加强投资审查力度,其中针对中资企业在美人工智能、半导体领域投资的否决率持续走高。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建立技术管制动态更新机制,每季度根据技术发展态势调整管制清单,形成了高效的政策执行链条。例如,特朗普政府2025年对“经验证最终用户”(VEU)制度进行重大调整,撤销了三星西安、SK海力士无锡、台积电南京等工厂的无限期豁免资格,转而实施年度审批制度,要求企业每季度提交产能利用、技术升级、产品流向等详细报告,并联合国土安全部建立专项核查团队进行现场核查。

二是中美科技竞争态势升级必然进一步强化美国政府的“应激反应”。2025年2月6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举行“中国制造2025”听证会,汇集多位行业领域专家深入探讨中国在生物技术、民用航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潜在优势及“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听证会上,多名专家声称,“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提供财政支持、引导要素投入等多种手段,有力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在5G通信、高速铁路、电动汽车、太阳能等领域,中国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领先优势。”对中美“技术代差”持续缩小的认知与判断恐将催化美国政策进一步极化,该趋势已有迹象可循。2025年4月1日,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威廉·卢特尼克(Howard William Lutnick)向特朗普提交《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审查报告》(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the 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强调,出口管制应更严格、有效。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职能页面新增“指导原则”宣称,重大地缘政治变化意味着过去主要以清单为基础的管制制度,必须转变为清单管制和针对特定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的管制相结合的管制制度;应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制定更好的出口管制措施,并更有效地执行管制。

(二)“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科技安全政策存在变数

美国现行政策必然只是阶段性产物,政策的持续性往往受国内国际因素的双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并非短期能够消解,而是内嵌于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全球科技发展规律之中,必然给政策的延续性带来变数。

国内层面,“安全优先”的政策逻辑会带来市场反噬。首先,产业补贴的大规模投入与市场规律的背离引发资源错配。根据拜登时期颁布的《芯片与科学法》,美国政府虽已拨付超330亿美元补贴,但本土半导体工厂建设成本显著高于东亚地区。据媒体报道,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晶圆成本是中国台湾地区工厂的2.41倍,成本差距达到了惊人的141%。美国工厂的人工成本几乎是台湾工厂的两倍,折旧成本更高出4.86倍。由于成本过高,台积电美国工厂的利润率受到严重冲击。数据显示,2025年台积电美国工厂的毛利率仅为8%,而同期中国台湾地区工厂毛利率高达62%。其次,财政补贴与减税政策的叠加导致财政赤字急剧扩大。2025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近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不断升高,创2009年以来新高。巨额赤字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政策,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严重制约企业研发投入能力。最后,科技安全政策引发的贸易摩擦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涨。2025年,美国电子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8.3%,其中智能手机、电脑等产品价格涨幅达12%。同时,产业回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果不及预期,《芯片与科学法》预计创造13万个就业岗位,但截至2025年底仅新增5.7万个且多为低技能岗位,高技能岗位缺口达3.2万个,导致民众对政策的支持率从2025年初的58%下降至41%。

国际层面,“利益绑定”难掩地缘利益分歧。首先,联盟内部利益分化导致协同效果大打折扣。欧洲各国为维护自身数字主权与经济利益,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政策保持距离。2026年1月,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一项关于技术主权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决议,支持构建欧洲云平台和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模型,同时要求在公共采购中优先考虑欧洲供应商。据欧洲知情官员透露,欧盟执行机构目前正起草旨在推动“数字主权”的新立法,美国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已成为其中公开讨论的内容。其次,美国的技术封锁引发中国进一步加快自主创新步伐。2025年8月,华为首次在“关于手机”界面公开标注麒麟9020型号,向外界公开宣告华为麒麟芯片的正式回归。9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芯片制造龙头中芯国际开始测试由上海初创企业宇量昇研发的深紫外(DUV)光刻机。此举被业界视为中国打破海外技术封锁、保障人工智能芯片供应链安全的战略性一步,标志着中国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上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中国百度的文心一言4.0、字节跳动的混元大模型在中文处理、多模态交互等方面优势独特,全球用户数量不断增长,打破了Open AI的GPT系列垄断。这种技术突破迫使美国不断扩大管制范围,进一步推高了其施策成本。最后,全球科技治理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美国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例如,金砖国家2025年启动“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联盟”,推动成员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合作;东盟十国与中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科技合作补充协议》,建立区域半导体供应链协同机制,有效对冲了美国“去中国化”供应链的影响。

四、现实影响:全球科技生态重构

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技安全政策表明,美国政府正摒弃1945年以来确立的以创新为优先、推动全球科技开放与合作的“范内瓦”科技治理范式,对全球科技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模式、人才流动格局与治理规则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这种转变引发的资源配置分化、合作模式碎片化、人才流动重构与规则竞争加剧,深刻改变了全球科技发展格局与态势,短期内将加剧大国科技博弈紧张程度,长期则将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变革既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为后发国家实现科技赶超提供了战略机遇,全球科技发展将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冲突与融合交织”的新阶段。

(一)资源配置:从“优势互补”转向“安全优先”

美国国内层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大幅调整财政预算结构,将科技投入向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倾斜,基础研究与非战略领域资源被持续挤压。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26财年预算被削减55%,从98亿美元降至44亿美元,其中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的研发经费降幅超60%;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非传染病研究预算削减41%,多项癌症、心血管疾病基础研究项目被迫中止。“安全价值优先于科学价值”的资源配置逻辑导致美国科研体系失衡化发展。多份报告显示,美国在基础物理、基础化学等领域的论文发表量全球占比下降,青年科研人员因经费短缺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热门领域,基础学科人才断层问题日益突出。

全球层面,美国通过联盟体系推动科技资源阵营化集中,导致全球科技资源流动壁垒加剧。2025年,全球半导体产业跨境投资同比下降28%,其中跨阵营投资降幅达63%。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2025年从美国及其盟友进口的半导体设备、核心材料同比均有下降,被迫加大国内产业链投入。例如,2025年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8%。美国之举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复建设”、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等问题。

(二)合作模式:从“开放协同”转向“排他合作”

传统“跨国界、跨领域、无差别”合作模式被打破,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呈碎片化特征。美国主导“芯片四方联盟”“印太经济框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联盟技术合作机制,构建了多层次排他性合作网络,核心是通过技术共享、市场准入、安全保障等利益绑定,将盟友纳入美国主导的科技体系,同时阻断非盟友国家技术获取通道。这种排他性合作导致敏感领域的国际联合研发受阻。例如,原本由中美欧日韩共同参与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美国以“技术安全”为由限制中国科研人员参与核心实验,导致项目进展延迟。中美在人工智能伦理、基因编辑等领域的学术交流大幅减少,不仅是中美联合发表的人工智能领域SCI论文数量进一步下降,各自科技论文产出量也都有所下降,美国降幅尤为明显。

美国的差异化合作模式导致全球科技合作不平等加剧,普通合作圈国家科技发展陷入“低端锁定”困境。例如,2025年印度、巴西等国家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远低于美国核心盟友圈国家。而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第三圈层国家,作为美国科技封锁的核心目标,不仅被限制核心技术进口,还被阻挠参与国际科技组织与标准制定,导致全球科技合作网络被割裂为多个相互独立的“孤岛”,严重制约全球科技进步。

(三)人才流动:从“自由流动”转向“人为割裂”

特朗普政府通过修订《高技术人才移民法》(High Skilled Immigrants Act)、强化敏感领域人才审查、收紧专业实习许可(OPT)政策等手段,构建了全方位的人才管控体系,导致美国对全球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显著下降。据美国大学通用申请系统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1月1日,2025通用申请系统年度申请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数量同比降幅7%。美国国际教育学会(AIES)发布的《2025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情况概览》报告也显示,2025年秋季美国高校新入学国际学生人数同比下降17%,全美57%的高校出现生源下滑。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敏感技术实验室出现明显人才缺口,谷歌、微软、英伟达等企业人工智能研发团队人员流失严重,部分核心技术项目因人才不足被迫暂停。

在美国以政治为驱动的政策背景下,全球科技人才流动亦呈现分散化趋势,亚洲、欧洲成为人才流入的重要目的地。2025年,中国持续不断引进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硅谷的顶尖工程师与高校教授;新加坡早在2021年就推出“科技准证计划”(Tech Pass),将其作为科技生态的战略性入口,近年来更是借机持续发力,不断吸纳电子科技、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与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人才;德国、法国联合推出“欧洲科技人才吸引计划”,投入50亿欧元引进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欧洲大陆2025年科技人才净流入量首次超过美国。

(四)治理规则:“美式标准”与全球共识冲突激烈

美国通过规则输出、利益捆绑、制裁胁迫等多种手段,试图将自身技术标准、监管要求强加给其他国家,构建有利于维护自身科技霸权的规则体系。例如,2025年2月11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提出“确保美国的AI技术成为全球黄金标准,并优先成为各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引发多数国家的反对与抵制。全球科技规则领域的多极博弈态势日益明显,各方围绕规则制定权发起竞争,传统的“美式规则”主导格局被打破,新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在重构。

中国联合俄罗斯、巴西等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Global AI Governance Initiative),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兼顾发展与安全、包容普惠”的治理原则,得到全球60多个国家支持。欧盟推出《人工智能法案》(The AIAct),确立与美国不同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强调“风险分级监管”“算法透明”“数据本地化”等要求,拒绝接受美国单边规则,大部分规则将于2026年8月生效。2025年10月,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AECC)特别会议上,马来西亚呼吁各成员国加强合作,确保2026年签署《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igital Economy Frame work Agreement,DEFA),构建东盟自主数字治理规则体系,推动区域内数据跨境流动与数字服务自由化。

五、结 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技安全政策是美国在全球科技权力结构深刻嬗变背景下,对维护美国科技优势路径的系统性重构,确保美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保持绝对优势与全面领先的战略决心贯穿始终。其以竞争对手“科技威胁”为动员工具,以维系技术代差为核心追求,在政策手段上更加追求“可量化”与“可穿透”,尤其是对于科技合作联盟或伙伴的选择不囿于单纯的政治同盟,更加强调基于多元利益的“可绑定”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协同力量,整体呈现更加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在完成战略性布局之后,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将更加聚焦政策落地与实践推进。2026年1月12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特朗普政府科学与技术重点:执政第一年》报告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核技术、航天、生物技术、先进制造等“未来产业”已从战略布局进入现实竞争阶段,美国政府正通过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力图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特朗普更在开篇页畅想:“我们将征服广阔的科学疆界,我们将引领人类进入太空,并将美国国旗插在火星上,甚至更远的地方。而且,在这一切过程中,我们将重新发现美国精神不可阻挡的力量,我们将重燃美国梦的无限希望。”

特朗普政府科技安全政策框架在短期内展现出极强执行力与制度动员能力,已对美国国内科研资源配置、全球科技产业链分工、国际人才流动格局及科技治理规则范式产生系统性冲击。然而从长期来看,政策的安全逻辑持续冲击市场规律、降低资源效率,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并由此可能带来产业补贴等政策难以为继等连锁反应;加之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各国对于数字安全与主权的高度警醒,一方面所谓“科技联盟”的内部利益诉求分化会日趋明显,另一方面现实已印证中国在压力之下正在加速技术突围。上述种种均是制约相关政策长期效能的结构性因素。鉴此,虽然相关政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大概率会持续加码并强化执行,但“后特朗普时代”能否延续当前路径,将深度受制于美国政治周期、全球科技发展规律与市场理性,以及多极治理诉求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博弈。

面对美国政策外溢带来的系统性变局以及全球科技安全生态重塑,各国前所未有地深刻认识到,在变局中找准定位尤其是确保本国科技安全与自主,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全重大利益。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各方以及多数国家仍然秉持开放合作的科技发展理念,积极推动确保科技造福全人类的全球治理进程。种种努力事实上正在推动科技领域“自主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竞争与合作”三对关系的深刻再平衡,亦正开启重构全球科技治理生态的新进程。未来已来,但未来不会由一国或一方所决定,必然是各方力量互动与共同塑造的结果。

(本文刊登于《国家安全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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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信息安全 李艳 李艳《李艳: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技安全政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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