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文章剖析特朗普政府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事件，指出总统通过将军事行动定性为执法以规避国会宣战权限制，司法部利用备忘录将违反国际法降维为内部合规问题，加之国会因党争制衡失灵，导致国内法失效。结论认为此举标志美国海外执法行动武器化，严重破坏国际准则。 综合评分： 84 文章分类： 政策法规,安全大事件

美国国内法为何拦不住特朗普在西半球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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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4日 17:34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 ，作者陈长宁

世界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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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伊始，特朗普政府以“执法”为名义强行掳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令世界愕然。国际社会对美国滥施“长臂管辖”并不陌生，却难料如今演变成无所忌惮的“绑架管辖”。在美国霸凌行径的映衬下，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黯然失色，更发人深思：美国自居“法治国家”，为何其宪法及国内法都拦不住特朗普政府违法且危险的西半球行动？

难被制衡的三军统帅

特朗普政府的委内瑞拉行动在夜色掩护下迅速收场，围绕此事件的“法理战”随即开启。“法理战”的首要与核心目标在于对事实作出定性，争夺定性权就是掌握法律适用的主动权。1月5日，马杜罗在纽约首次出庭时强调自己“是委内瑞拉总统”，“被绑架至此处”，现在是一名“战俘”。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1月28日的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坚称此次行动不构成战争行为，而是“执法”。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质问鲁比奥，“倘若有外国轰炸我们的防空导弹，抓捕并掳走我国总统，并对我国实施封锁，是否构成战争行为？”鲁比奥顾左右而言他，宁肯公然“双标”搪塞，也决不在把行动定性成“执法”这一关键环节上退让。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行动的“执法”叙事不仅意在卸除马杜罗的国际法保护，更是为了规避国内宪法争议。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虽是三军统帅，但对外宣战的权力属于国会，总统的战争权力受到国会节制。分权制衡的理想俨然是丰满的，然而“有权用兵，无权宣战”的制度设计导致了总统总是想方设法绕开国会授权对外动武，并屡屡推动战争术语的“创新”。美国国会曾试图通过立法加强约束总统“不宣而战”，成效并不显著。在美国250年的建国历史中，仅有十余年没有卷入对外战争。美国最高法院并未有效填补制度架构中的战争权力漏洞，反而总体上支持总统在包括对外战争的广义外交事务领域扩张行政权力。拜登曾在竞选总统前撰文称，“在美国总统必须履行的各种职责中，没有任何角色比三军统帅更为重要”。对于事事要与前任争高下的特朗普来说，势必更要用好这一角色，扩张总统权力边界。

委内瑞拉行动之后，美国朝野不乏针对该行动的严厉批判，法律界的反应特别值得关注。纽约市律师协会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委内瑞拉行动违反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制衡。此番声明直指症结——正是由于美国国会在委内瑞拉行动上沉默让步，特朗普政府免受合宪性诘难。虽然绝大多数民主党国会议员反对特朗普的委内瑞拉行动，但不足以推动国会形成正式决议。由于共和党目前仍占据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且议员投票取向高度按照党派划分，民主党议员要推动达成限制特朗普政府军事行动的决议，必须争取有足够多的共和党议员“倒戈”。此外，民主党国会议员谴责特朗普的委内瑞拉行动未必是因为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主要是出于党争需要。在对外军事干预方面，美国两党向来是一丘之貉。

不受制约的跨境“执法”

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辩论中，鲁比奥称马杜罗是“毒品犯罪被告人”，而非委内瑞拉合法总统。在所谓“执法”叙事下，特朗普政府更能占据“法理战”的主动地位。美国总统作为首席执法者，其下令抓捕犯罪嫌疑人所面临的法律障碍显然要比策动军事入侵少。《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联合国宪章》既然是经过美国国会批准的法律文件，美国行政机关理当遵照执行。动用军事力量强行掳走马杜罗夫妇无疑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因此，“执法”叙事下最大的法律障碍就是实施委内瑞拉行动必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

特朗普政府解决法理争议的关键步骤在于将争议“降维”变成行政机关执法行动的“内部合规”问题，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2025年12月23日签发的备忘录就旨在为特朗普政府的委内瑞拉行动规避法理争议。这份22页的备忘录声称：计划实施的委内瑞拉行动不构成战争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不影响总统决定实施执法行动；动用军事力量支持执法行动是基于安全考量的“操作需要”——简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委内瑞拉行动履行了“内部合规”流程，其即便违背《联合国宪章》，也不违反美国国内法。前述备忘录援引了1989年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关于联邦调查局有权无视国际法开展跨境执法活动的法律意见，这份意见为老布什政府对巴拿马实施“执法”行动抓捕其总统诺列加到美国受审提供了背书。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负责审核行政机关的合法性问题，向总统及各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意见。

更应从特朗普政府的委内瑞拉行动中看清美国政府霸凌行径背后的缜密构造。从1957年美国“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出美军护送黑人学生入校，到当下特朗普不经州长请求直接调遣国民警卫队进入一些州开展移民执法，本质上都是总统因“操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支持执法行动的实践。此外，委内瑞拉行动用符合美国国内期待的表现降低了解决法理争议的舆论阻力——该行动仅持续四个多小时，未有参与行动的美军和执法人员死亡，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等部门在行动前后的相互配合也堪称完美默契。

委内瑞拉行动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其创造出来的危险先例。特朗普政府已不止一次运用这类操作手法，通过层层法规嵌套的形式上的合规来遮蔽实质上的非法。特朗普政府发动委内瑞拉行动，是要为其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旨在全面掌控西半球的“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立威，而所谓打击地区毒品犯罪只是这一“推论”的浅显维度，控制战略重要节点、排除域外大国影响才是真正目标。在此背景下，美国海外执法行动“武器化”“战略化”的趋势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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