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该报告指出美国传统军事优势因技术普及而削弱，建议转向非对称作战，通过电子战、网络战等手段攻击对手C5ISR能力以破坏其感知与认知。报告提出采用新型传感模式、信号欺骗、对抗成像传感器、拒止传感器融合及利用人工智能等反感知与认知作战方法，并建议通过中间层采办等5种方式加速非动能效应发展以重塑威慑力。 综合评分： 78 文章分类： 威胁情报,解决方案,技术标准,其他

海外报告｜决胜感知与认知之战

原创

Cismag Cismag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

2026年4月23日 17:33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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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本文所译介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未来战场的制胜关键不再是硬碰硬的对称火力对抗，而是通过电子欺骗、诱饵伪装、网络干扰等非动能手段，系统性地破坏、扰乱对手的战场态势感知。

文章摘要

2024年12月23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布《决胜感知与认知之战》。报告指出，随着传感器、精确武器、网络作战和信息处理等军事能力的全球普及，美国的传统优势正被削弱。美军需转向非对称作战，将攻击对手的指挥、控制、计算机、通信、网络、情报、监视和侦察（C5ISR）能力作为重要既定目标。为实现强大的非动能效应，在和平时期为反感知与认知作战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必须加强军事电子战和网络作战供应链。报告建议通过采用中间层采办方式、创建开发联合体、聚焦整个效应链、加快试验鉴定及采用商业化采办模式5个方面促进加速非动能效应发展，从而通过持续技术迭代和破坏对手决策能力的方式重塑威慑力。

0 引  言

冷战时期，美军凭借先进传感器技术、精确制导武器、网络作战能力以及信息处理技术确立了优势地位。如今，随着这些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商业化，众多国家或非国家组织都已掌握并能运用，且这些技术已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得到大量使用，包括俄乌冲突和红海危机等。

显而易见，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正在逐渐减弱，难以在大国本土周边的对称火力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美国应精确定位美军的能力，采取非对称方式削弱对手对美军及其盟军行动的感知与认知能力，并充分利用在C5ISR和反C5ISR方面的能力优势来威慑和拒止对手的攻击。本报告分析了美国在后主导时代，如何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用美军及其盟军的优势削弱对手在威慑和防御中的感知与认知能力、开展反感知与认知作战，以及通过实现“非动能效应”库的深度扩充，支持和平时期的反感知与认知作战。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需要认识到其在21世纪20年代初期一直推行的全能型军队建设模式的局限性，并针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作出调整，充分利用自身及其盟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开展有效的反感知与认知作战。

1削弱对手的感知与认知能力，以实现威慑和拒止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大国间正展开“一场决定未来走向的竞争”。为维持其战略优势，美方开展了系列兵棋推演与分析。结果显示，在特定突发情况下，美军及其盟军可能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陷入其军事能力的次优势区。

因此，在21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调整了国防预算投向，调整其在印太区域的军事部署，旨在降低潜在风险。2024年，美国国防部门决策层正试图重塑战略信心，探索新的行动构想以应对特定区域的可能态势，如所谓的“地狱景观”作战愿景。

此外，若局势长期紧张，或因周期性军事压力及多种复合手段的综合运用，可能对现有军事体系构成持续而复杂的挑战，甚至超出其应对能力。

传统作战中，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持久战”，需要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具备生存能力且可持续的兵力。美国国防部在西太平洋与当地对手开展导弹与防空对称竞争时，不太可能占据上风，因此应该采取非对称方法，削弱对手掌握和预测盟军行动或精确瞄准打击美军部队的能力。美军印太司令部领导人已将攻击敌军的C5ISR能力列为既定目标。以往，美军的反C5ISR行动旨在战斗期间击溃敌人的进攻，但本报告认为，反C5ISR行动应以防止冲突为重点。而对手的指挥官虽会观测到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军部队，却无法获得精确位置数据，从而无法判断哪些美军或盟军部队最为关键，进而无法开展后续打击行动，最终放弃行动。

美军及其盟军在攻击对手的感知与认知能力时，应充分发挥自身在C5ISR、电子战和网络作战方面的综合优势，利用系统化作战概念中的薄弱环节。

系统化作战是指综合利用情报侦察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指挥系统、支援系统和信息对抗系统的作战模式。在此模式下，攻击规划人员需评估并确定对手系统的关键弱点。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基本为远征性质，而对手的行动则可能以本土性质为主。鉴于在作战中保持通信存在困难，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经常通过战地指挥官管理作战行动，包括调配火力、协调演练和利用突然出现的缺口。相比之下，对手最高军事指挥官可以轻松地与部队顺畅沟通，直接掌控行动，无需依赖战地指挥官。对手分层指挥控制的特性，使得情报侦察系统和火力打击系统成为其系统化作战中最重要的要素。对手高层依靠情报侦察系统，整合广泛分布的天基、陆基、空基和海基系统的传感器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本土或附近的导弹发射器，实现远程精确打击。

这种集中化架构为美军及其盟军创造了机会，通过破坏对手的感知与认知能力可以获得作战优势。对手的飞机和舰艇需依赖多条数据链传输信息，这增加了信息延迟并降低了传输可靠性。虽然从传感器到地面站的电缆连接负责将大多数地面传感器和天基传感器数据传输到指挥中心，但相较于正在航行的舰艇和飞机，这些传感器具有更高的时效性与弹性。然而，这两类传感器都容易受到干扰、欺骗和通信拦截，从而可以混淆对手的作战态势判断与决策部署。

美军及其盟军凭借数十年来在电子战和网络作战中积累的实战经验，能够有效降低对手陆地、海面、空中和天基各类传感器的性能，进而削弱其整体感知与认知能力。具体而言，可通过干扰、拦截、注入病毒代码等方式直接攻击传感器，以降低其效能、破坏感知能力；可通过破坏通信网络、制造诱骗信号等手段，削弱对手情报侦察系统的传感器融合能力，从而瓦解其态势理解能力。反感知与认知作战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可以在冲突中迫使对手的武力升级，使其丧失在低阶行动中的优势；另一方面，有助于恢复美军及其盟军实施小规模物理攻击的能力，并削弱对手作战策略的实际效能。

2 设计反感知与认知作战

在特定区域展开行动时，美军及其盟军将面临现实挑战，如对手在该地区拥有明显的弹药储备与后勤补给优势。在此类情况下，过度依赖少数非动能制胜手段的策略，实际效果可能受到显著制约。美国国防部《网络战略》虽强调将非动能效应纳入作战体系，但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拒止和威慑针对美军及民用基础设施的间谍活动和非动能攻击。事实上，若要有效威慑或拒止对手的敌对行为，美军及其盟军必须具备全面削弱对手在所有作战域的攻击能力的综合手段，而非仅局限于网络空间或电磁频谱领域。

对手的战略和概念往往依赖于情报侦察系统，以达成了解敌方部队的位置、支撑作战行动以及为远程火力提供瞄准的核心目标。因此，发展“非动能效应”应以赢得感知与认知作战主动权为核心导向，而非仅局限于以网络间谍与攻击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美军及其盟军可以采取多种路径来压制对手的感知与认知能力。

（1）选用新型传感模式

鉴于无源射频传感器与信号情报传感器的广泛应用，美军及其盟军转向与“低截获概率/低探测概率”通信相结合的无源多基地传感模式，逐步降低对单基地雷达传感模式的依赖。

为突破单基地雷达的局限，盟军可采用多种新型传感模式。例如，在附近无人平台上部署多个射频接收机，通过侦测敌方无线电或雷达信号实现定位；利用无人机或导弹发射射频信号覆盖敌舰或敌机，使盟军平台能在辐射控制状态下实施双基地雷达目标瞄准；可以利用本地电视、移动通信基站的辐射信号，通过无源雷达覆盖敌方目标；可借助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等红外传感器，通过识别目标热特征来发现并识别敌方目标。

尽管无源及多基地传感技术在探测距离与精度上通常不及有源单基地雷达，但新兴技术与战术可弥补其不足。例如，美军及其盟军可通过部署可损耗无人系统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以降低有人平台的风险；布设高密度射频或光电传感器，提升对雷达、无线电或红外信号的定位精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真实目标样本训练更准确地预测目标位置与类型。

此外，美军及其盟军还需进一步降低其红外信号特征。这一目标主要通过平台设计来实现，但也可以通过增设伪装或热源来增强效果，模糊舰艇、飞机或车辆的红外特征，从而削弱对手对目标类型或型号的识别能力。

（2）欺骗信号情报传感器

反感知与认知行动的第一步是实施诱饵行动。通过制造大量虚假目标并掩盖真实信号，美军及其盟军可以削弱对手传感器的可靠性，进而降低其指挥官对传感器数据的信任。此类行动优先针对信号情报卫星，因为这些卫星可能是对手侦察情报系统中的主要传感器。

尽管美军及其盟军可以通过辐射控制措施大幅降低被信号情报传感器探测到的概率，但必要的无线电通信和雷达操作仍难以避免。此时，舰艇、飞机和部队编队可以通过部署远离实际兵力的诱饵，避免这些有限但必要的辐射信号暴露目标。诱饵能提供大量虚假目标供敌方评估和跟踪，从而干扰敌方感知与认知。当信号情报卫星探测到这些虚假目标时，敌方操作人员需逐一核查，这将延缓其决策进程，甚至可能使作战主动权转移至盟军手中。

逼真的诱饵需配备射频发射器，能够模拟真实平台可能发射的部分信号。虽然低成本诱饵难以完全模拟大型雷达系统（如陆军“爱国者”雷达），但射频诱饵可以通过新型战术和技术手段提供逼真的模拟效果。

波形生成是射频诱饵面临的挑战之一。为追求多功能性，诱饵可能需要使用软件定义无线电（software defined radio,SDR）来生成信号，但SDR本身依赖强大的处理能力，且其功耗/成本等会随着SDR多功能性的提升而增加。因此，美军及其盟军应开发模块化、低成本、低功耗的诱饵发射器，用于专门生成特定信号，以便集成至各类无人系统。

虽然模拟雷达的功率和波形较为困难，但诱饵生成逼真的无线电通信信号相对容易。无线电设备，尤其是地面部队和车辆携带的设备，通常体积小、功率低且成本相对低廉。因此，与其专门构建诱饵模拟器，不如将真实的无线电设备集成到诱饵中，从而为敌方信号情报传感器提供高保真的欺骗效果。

尽管对抗信号情报主要依赖诱饵，但美军及其盟军也可利用网络作战，在信号情报系统的处理环节中植入虚假目标。对于商业信号情报提供商，美军及其盟军可以通过有线网络引入这些网络效应，但可能需要应对系统将军事信号情报系统与互联网等全球通信网络隔离的防火墙。因此，美军及其盟军可能还需尝试通过射频孔径（如信号情报卫星的天线）注入这些网络工具。

（3）对抗成像传感器

对手的侦察情报系统可同步运用光电/红外（electro-optical/infrared,EO/IR）和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成像卫星星座，针对这类传感器的反感知与认知作战，可针对性开展对抗。

在反感知与认知行动中，EO/IR和SAR成像卫星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对诱饵和干扰的敏感性不同。激光可以干扰视觉和红外传感器，但由于这些传感器是无源的，激光操作员需要通过其他来源获知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及精确位置。而SAR卫星的主动发射会暴露其存在和位置，使其容易受到噪声干扰。此外，诱饵可通过模拟不同位置、不同平台的虚假回波来欺骗SAR卫星，其原理与欺骗其他雷达类似。由于SAR干扰机能够利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操纵雷达回波，其体积比所要模拟的系统或平台更小。尽管一些雷达诱饵的设计初衷是将来袭武器引离被保护平台，但美军及其盟军可以将其改造，用于对抗卫星或机载雷达。

EO/IR卫星比SAR传感器更难被欺骗。防御方需要先掌握EO/IR传感器的确切位置，才能使用激光对其进行致盲或干扰。要欺骗EO/IR传感器，诱饵需要具备与被模拟系统相似的尺寸、形状和热辐射特征。此前，为保障诱饵轻便且易于部署，通常采用充气式设计，一些诱饵还会加入雷达反射材料，使其在雷达搜索中也能显示出来。然而，敌方无人机可能会接近充气式诱饵，通过近距离观察将其与真实系统区分开来。因此，诱饵开发者正在提升诱饵的逼真度，同时控制其成本和复杂性，使其能够大规模部署并承受可能的损失。与充气式诱饵不同，实体式诱饵拥有真实的内部结构和电力供应，因而仿真度更高。为了有效模拟真实平台，诱饵还需要展现真实系统的行为和保护措施。为此，美军及其盟军需要将机动性和伪装技术应用于诱饵系统，这些措施同样用于保护真实的车辆、舰船和飞机免于被探测。为进一步提升逼真度并降低己方部队风险，多家公司正在开发可拖曳或搭载视觉和红外诱饵的无人平台，或直接模拟真实系统以欺骗敌方的EO/IR传感器。

（1）拒止传感器融合

美军及其盟军的诱饵和欺骗行动并非完美无缺。对手操作员在人工智能算法的辅助下，可尝试通过多元传感器输入数据来区分真假目标。然而，不同传感器在数据格式、刷新率及检测特性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传感器融合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困难。美军及其盟军可以利用这一难点，阻碍对手侦察情报系统实时整合多传感器数据的能力。如图1所示，诱饵会生成虚假的信号情报、SAR和EO/IR目标。当预警机执行侦察任务时，干扰机负责遮蔽其传感器，配备电子战系统的小型无人机负责阻断其通信。同时，SAR干扰机则会在SAR卫星的频率范围内用噪声屏障隐藏真实舰船。

图 1　设想反感知与认知行动中的工作方向

（2）利用人工智能增强反感知与认知作战

美军及其盟军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分析目标的信号特征预测其类型并推算航向与速度，从而提高无源和多基地感知行动的准确性（精度）。同时，人工智能也赋能反感知与认知行动，例如，美军已将人工智能驱动的软件集成到部分电子支援和电子攻击系统（如飞机上的自卫干扰机）。

人工智能在规划与评估反感知与认知行动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除非美军及其盟军能深入渗透对手的侦察情报系统，否则难以直接判断反感知与认知行动是否成功，唯一线索可能来自对手部队行为的异常变化。通过对比行动前后对手的行为模式及其历史行为，人工智能算法可辅助识别对手是否已对反感知与认知行动作出反应。

此外，美军及其盟军削弱敌方认知能力的行动也将受益于人工智能。仅依靠通过联合全域指控等倡议实现互操作通信，以及部署更具重组能力的部队，并不能自动形成更具不可预测性的军事编队与行动。指挥官还需利用现有部队开发更多样化的编队与战术，而人工智能驱动的决策辅助工具可通过预测哪些行动和部队编队更可能成功，或哪些是敌方最意想不到的，来支持行动方案的制定。

（3）反目标瞄准在作战行动中的作用

当危机升级为战斗时，反感知与认知作战需聚焦于击败敌人的攻击，而不是破坏其决策。在战斗中，美军及其盟军的反感知与认知行动重点将转向降低来袭武器命中有人平台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也被一些人士称为“反目标瞄准”。反感知与认知的目的是混淆敌方的目标图像并削弱其规划能力，而反目标瞄准的目的则是迷惑单个武器，并将来袭火力分散到更多潜在目标上。

在战斗中，美军及其盟军需要将诱饵部署在靠近实际部队的位置，并在被保护部队附近使用干扰机。这些系统在被保护部队受到攻击前保持静默。如图2所示，当敌方开始用火控雷达照射友军或发射武器时，美军及其盟军将激活诱饵和干扰机。在冲突前，诱饵的目的是迷惑敌方传感器，在战斗中，其目的是将来袭武器引离被保护部队，这要求诱饵在启动时相对靠近被保护部队，随后进行机动分散。同时，部署于被保护部队或其附近的干扰机将掩蔽其电子、红外或雷达信号特征，防止来袭武器重新锁定目标。

图 2　设想反目标瞄准的方法

3支持非动能作战

美军及其盟军需要储备多元化的非动能作战手段，以支撑上述反感知与认知作战行动。非动能效应包括以软件为核心构建的网络工具和电子战技术，而其实际部署则主要依赖硬件。随着射频赋能网络工具及网络赋能电子战效应的作用日益凸显，非动能效应的投放机制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射频发射机及将其投送至目标接收器位置的载具。多数情况下，这些投放载具为无人平台，以便能够在强对抗环境中承受消耗。

美国国防部已尝试通过中间层采办、商业解决方案开放项目及新型软件采办路径等手段，推动网络战和电子战非功能效应的研发，但进展仍显缓慢。美国国防部绝大多数非动能效应仍源自传统的军种主导流程，这些流程存在多个制约环节：从支撑新效应探索的情报工作开始，到最终通过一系列试验鉴定来验证新效应是否能在无不良附加影响的前提下发挥作用，这些都限制了新效应的供应。

为此，美国国防部正在构建一个多样化的非动能效应库，供作战人员和指挥官使用，以期在感知与认知竞争中达成意想不到的效果并获取优势。经改进的非动能效应开发流程如图3所示。该流程将利用中间层采办等权限，结合数字工程技术的发展，扩充美军在电子战和网络效应领域的“弹药储备”。

图 3　改进后的非动能效应开发流程

基于上述内容，本报告提出一种新的非动能效应开发流程，其借鉴了美国国防部通过中间层采办和软件采办路径加速动能能力创新所积累的相关经验。该流程主要包括6个步骤，如图4所示。

图 4　新的非动能效应开发流程

步骤1：明确作战问题。新流程将以指挥官评估为起点，即先明确需通过非动能方案解决的差距与机遇。这一起点将使非动能效应的开发聚焦于能够满足当前作战需求、可逐步升级的近期能力，而非基于预测性需求开发的长期解决方案。该思路与美国国防部的中间层采办流程的原则相符。

步骤2：在美国国防部主导的联盟内探索非动能概念。潜在供应商将利用非动能效应链来解决步骤1中确定的作战问题。美国国防部不应沿用当前直接向供应商提供具体开发方案与效应形态的做法，而应组建联盟，向获批准的供应商同步共享作战挑战、相关情报、预期运用场景及可能的投放机制。在此模式下，供应商可探索多种作战问题解决方案，从而增加美国国防部可获取的效应种类。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并确保各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一致性，该联盟将构建一套由政府管控的“现实-虚拟-构造”（live virtual constructive,LVC）环境联合体，用于非动能效应及相关作战概念的开发、评估与测试。

步骤3：确定问题的优先级并筛选解决方案。在步骤2中，新流程会对大量潜在解决方案进行评估，但仅有少量的方案会进入原型制作阶段。与步骤2的虚拟仿真与硬件在环测试相比，原型制作成本更高、周期更长，因为跨域效应可能涉及硬件在环测试，或者使用载机平台或替代平台上的作战硬件的外场测试。美国国防部将依据原型制作结果，按照中间层采办流程确立正式需求，这也是仅推进必要且高价值效应的原型制作的主要原因。

步骤4：有前景的效应链示范原型。非动能效应的成功部分取决于对目标的影响程度。然而，在非动能效应方面，常见的限制因素在于交付机制能否在作战环境中可靠地运作并有效抵近目标。在步骤4中，美国国防部将为开发者提供资金，用于构建可供评估的非动能效应链示范原型。开发者将与非动能效应联盟及国防部试验机构合作，尽可能利用硬件在环与虚实结合环境开展原型开发与试验。

步骤5：集成试验成功的原型。根据原型试验结果，各军种将从供应商处采购非动能效应。美国国防部应更多采用商业产品采购模式，而非签订工时与材料合同。采购后，各军种将自行或通过与非动能效应供应商签订合同的方式，将效应集成至网络传输架构、电子战系统等作战平台或系统中。

步骤6：运用效应并提供反馈。新效应集成至作战系统后，需要用户对其进行实战评估。由此形成反馈回路，以判断该效应是否仍为最初作战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在中间层采办框架下，各军种可以利用作战评估结果，迭代优化该效应的正式需求。

4 结  语

美军及其盟国军队难以再依靠其总体优势来有效应对威胁。最近的多个地区冲突事件显示，区域大国、跨国组织和竞争对手已经获得了在本土有效抗衡乃至压制美军及其盟军的 ability。非动能效应给美国国防部提供了一条路径，使其能够充分利用美军及其盟军的力量，通过持续干扰和削弱对手的感知与认知能力，重新获得遏制对手的能力。然而，要利用这些优势，需要按照类似动能能力的方式购买和交付非动能效应。为提高美国国防部非动能效应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建议采取以下5种主要措施：

（1）将中间层采办作为美国国防部非动能效应的默认采办路径：中间层采办及其衍生方法已经在多类动能项目中成功应用，但在非动能领域，美国军方目前仍主要依赖传统的需求采办方法。中间层采办模式注重应对近期作战问题，支持项目迭代，能够促进电子战和网络能力的发展。

（2）建立非动能效应开发联盟：该联盟负责招募和审查执行者，并提供政府掌握的情报、模型和模拟环境，以支持行业网络及电子战开发与完善。该联盟的核心职能是管理LVC和硬件在环测试环境，供政府和行业开发人员在其中建立和评估新的非动能效应。该联盟可采用订阅方式运营LVC环境，根据机构或供应商的需求，提供分级访问权限。此外，该联盟及其虚拟环境还可支持工业界强化现有任务系统，以抵御对手的网络或电子战攻击。

（3）将非动能效应开发聚焦于整个效应链：随着越来越多网络效应依赖于射频接入，与非动能效应相关的投放机制和作战概念日益关键，并可能成为创造突破性价值的重要方式。LVC环境支持对整个效应链的评估，国防部可以在采用之前对其进行原型设计。

（4）加速构建国防部测试与评估体系，将更多测试前移至效应开发和原型阶段：非动能效应本质上高度数字化，开发人员可在LVC环境中对其进行评估，其评估效果甚至优于开放环境测试。美国国防部可以利用非动能效应开发联盟创建和管理的基础设施，支持开发测试与评估及部分作战测试与评估，从而缩短新型非动能效应的部署周期。

（5）非动能效应建设采用商业承包模式：美国国防部应像采购飞机、导弹或无人机等其他国防产品一样，直接采购成熟的网络或电子战能力产品，而非采用按时间和材料向供应商支付费用的方式。商业承包模式能为参与方的内部研发投入提供合理补偿，同时避免了许可模式下国防部少量采购时无法合理定价的局限性。

为系统构建支持和平时期的反感知与认知作战的非动能效应库，美国国防部亟须其在加强军事电子战与网络领域的供应链韧性，并着力培育一个有能力、有动力进行大规模效应建设与自主创新的工业基础。

通过运用现有采购与合同授权机制，本报告建议的非动能效应发展联盟和流程将为行业提供一个“沙盒”环境，使其能够基于政府授权的情报和模型开展新方法与新效应的开发与评估。通过以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最具潜力的非动能效应产品，美国政府有望持续推动新效应的发展，激励工业界进一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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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 of U.S.）：哈德逊研究所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的偏右翼智库，由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及其兰德公司的同事于1961年创立。该研究所最初的使命是以“非常规的方式”思考未来。在国防、国际关系、经济、医疗保健、技术、文化和法律等领域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防战略与未来作战研究。曾任职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为美国国防部多个机构开展新兴技术与战争演进研究。2013—2021年担任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兼部长行动组主任，主导海军战略制定，并推动电磁频谱、水下作战、远征行动及部队战备等领域的改革。2004—2011年，他在海军总部评估部门工作，牵头多项战略评估，并参与2006年与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编纂工作。克拉克在2008年以海军军官身份退役前，长期服役于潜艇部队，曾担任核动力训练单位总工程师与作战处长等职务，具有战略规划、技术创新与作战指挥的复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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