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是马识途对地下党员黎强(本名李长亨)潜伏经历的回忆录,详述了黎强长期潜伏于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并获取关键情报(如1947年六一大逮捕黑名单)的惊险历程,以及因直接上级蒲华辅叛变而导致其身份核实困难的曲折归队过程,展现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复杂性与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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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_马识途_摘录(1)
原创
马识途 马识途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5月5日 0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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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里那一桩桩、一幕幕历史的印迹,使得后世多少所谓谍战剧如同过家家般儿戏。
P518 我正在着急,去找老蒲,他才说:“正好,今天是和老李约会的日子,我去问他一下。”我问:“哪个老李?”他才说,我们在国民党特务的省特委会里,埋伏得有一个党员老李,他负责情报。他那里可能弄得到黑名单。
我听了多少有点不愉快。过去我曾经在老蒲那里看到过一些资料,是关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系统的,还有他们的侦察办法等。当时我没有在意,这种资料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现在他才说我们在特务的省特委有埋伏的同志,可以弄到黑名单。我说:“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关系,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是总管组织工作的,党的组织正需要这样的同志来保卫。现在就面临这样的紧急关头。我要今天不来看你,不能及时弄到那份名单,敌人动手抓起人来,那就完了。”
他说:“这是组织规定,这样的关系只能由书记直接领导,其他的同志不得过问。”我觉得这样的规定未免不合理。但是我不想和他理论这事,要紧的是赶快弄到黑名单。我说:“那么,你赶快通知他接头,看是不是弄得到黑名单,或者其他的情报。”
他去和特委会的老李接头,果然那个老李正等得着急。他把这次准备在六月一日全国实行大逮捕的情报以及在成都要逮捕的黑名单,交给了老蒲。我拿到这张名单一看,好家伙,一百多人。
我把需要通知躲避的人分别写给成都市委的领导同志,由他们分头通知;我直接去通知的也有十几个同志。有的同志被通知时,已经发现他被特务暗地监视了。比如协进中学的校长萧华清就是这样,他走脱了,我却被特务钉梢,想办法才丢掉尾巴。
P519 这一次特务实行全国大逮捕,敌人在成都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党员,就是因为我们有埋伏在特务机关的黎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同志。后来我到香港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提到这事。钱大姐说:“这样的关系是只让书记知道,但是你这副书记也是书记嘛,为什么不让你知道?”
我回成都,把钱大姐的话转告了老蒲,老蒲才把这个关系转到我的手上。我才得知黎强的情况。黎强原姓李,是四川大学的学生,思想进步,却比较灰色。他后来悄悄去了延安,上了陕北公学研究班。他在那里入党,并被秘密派遣回四川。在南方局由董必武老亲自安排,要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设法打进中统特务里去。长期埋伏,由南方局单线联系。抗战胜利后才把他的关系交给川康特委。
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利用了多少社会关系,才和特务挂上了钩。他在特务机关里谨慎小心地掩护自己,又经历了多少考验,才取得了特务领导的信任,后来居然爬上了四川省特务委员会的情报处秘书的高位。然而他煞费苦心,声色不露,不到关键时刻,不做什么大动作。就这么埋伏了十年之久,他终于得到了效力机会,把特务机关内总的情况资料交给党,而最后到了关键时刻,他冒险把敌人的大逮捕名单送了出来,交给了党,使我们避免了重大的损失。他立了大功,但是这是他忍受了多少精神上的痛苦,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危险,才坚持到报效党的机会。然而还有多少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同志,默默无闻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成为无名英雄呀。黎强活了出来,可算是其中的幸运者了。
P520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于军队的控制,调一批特务到各部队去组织所谓“新闻室”,在部队里做侦察密报工作,实际上就是监控部队的特务机关,甚至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黎强也入选了,他奉特务机关之命,立刻要调到南京去。说实在的,我们很不愿他走,有了他在成都的特务机关里,我们的党组织就会比较安全了。他也不大想走,这里到底是他安身立命之处,可以驾轻就熟地发挥才干。但是我们从大局出发,他调到南京去在一个担负保卫南京的嫡系的整编师里做特务头子,权力大得多,将来可以相机内应起义,其作用更大。所以我们还是放他走了。
后来黎强到了南京,当时部队调动频繁,像他这种特种关系,转起来很困难,所以一直存在我们这里。他在一个师里做新闻室主任,孤掌难鸣,工作起来很困难。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之前,他的部队先期奉命调走,要到台湾去。眼见南京就要解放了,他却没有办法,只能服从党的纪律,跟着部队到台湾,继续在那里做秘密工作。所幸他们部队撤退到湖州一带时,被解放军包围,被迫放下武器,当了俘虏。当时解放军说是捉到一个大特务,他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终于真正地被解放,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了。
当时,黎强要求单独见政委,报告他是埋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部队电询中央社会部,一查确有此人,但是因后来组织关系交到地方便不知下落,必须问钱瑛同志和她领导的川康特委。于是黎强由解放军严密护送到北京,然后转到武汉,把他交给当时任中南局组织部长的钱瑛。
钱大姐来问我,我说确有其事,黎强的关系一直还在我的手里。但是他到南京后的情况,我毫无所知。更要紧的是在成都时是老蒲和他接头,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而老蒲后来被捕叛变,供出那么多党员,没有把他供出来吗?我和钱大姐不能不估计有这样两种可能。一种是来人真的是黎强,他没有被叛徒老蒲供出来,或者供出来了,由于老蒲并不知道他调南京后去了什么部队,因而在查找中因部队流动很大没有查到,使黎强幸免于难。另外一种可能是,真的黎强已经被捕并被杀害,特务机关派另外一个特务冒充黎强,到武汉报到来了,那就非常危险。现在必须设法判定真假黎强。
我和钱大姐研究,我说只有询问他过去在成都的情况,黎强在成都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大逮捕时送出了黑名单。现在看他能不能说出这件事情来。钱大姐说:“那也不可靠,如果敌人审问真黎强时,他说出过这件事呢?假黎强也可以说出这件事了。但是不管怎样,你和他见见面再说吧。”
我和黎强见面了。他一看见我,就很热烈地和我握手,和我拥抱,高兴地说:“我终于回了家了。”眼泪几乎要涌出眼眶。
但我却热不起来,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是川康特委的副书记老马。我虽然在成都看到过你从特务机关写出来的资料,却没有见过面。因此奉组织之命,来对你进行审查,看你是不是我们埋伏在成都敌特机关的那个黎强。”
我还没有说完,他看我有些冷淡,就显得有些不高兴。说实在的,他这样的情绪,我很理解。我们在地下斗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回到解放区,就是回到家了。然而家里人却这么冷淡的样子,是叫人伤心的。他回了我一句:“我不是在成都的省特务机关埋伏的黎强,还能是什么人?叫当时和我接头的老陈(即老蒲)出来见面,不就得了吗?”我只好严肃地说:“问题就在这里,明白地告诉你,和你接头的那个老陈,被捕叛变了。很多同志被他出卖被捕,然而你却安然无事。在成都时,党内除了老陈和我,没有人知道你的面目,我却没有和你见过面。你现在说你就是黎强,那就是老地下党员了,对你审查,你应该理解。”
我这么一说,他理解了。说:“哦,原来是这样,我愿意接受审查。”
他就到食堂吃晚饭去了。晚饭以后,和我一同去解放区的成都市委副书记彭塞忽然来看我,说:“我在食堂看到一个人,是我在川大的同学,他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问:“什么人?怎么啦?”
老彭说:“他叫李长亨,那时我们怀疑他的。”
我一听乐了,问他:“你认识那个人就是李长亨吗?”他说:“那还有假。”我不觉高兴得笑起来。我知道黎强在川大时就叫李长亨,那时他故意装得很灰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彭塞认识李长亨,而我早知道黎强的本名就是李长亨,那不就可以证明这个黎强就是我们的黎强吗?倒叫我绕了这许多弯子。
当天晚上,我向钱大姐汇报了,当然一切疑虑都解除了。我马上去和黎强接上关系。并且给他任务,要他把他所知道的四川特务组织系统和人名,特别是特务准备在四川应变,企图埋伏下来的特务,尽快详细地写出来。准备送给向四川进军的公安系统的同志,他们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呢。我把黎强介绍给了他们,他们把他当宝贝一样接待。后来黎强就随二野进军重庆,任西南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按他写的材料在重庆抓了许多特务,从这些特务身上又搞到更多的材料,扩大逮捕,给了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随一野从西安南下,黎强把有关成都的材料交给了我。我带到一野交给南下的公安处,进成都后也照图索骥,按名捉人,又扩大线索,捉一批特务。也给川西的特务系统一个狠狠的打击。
黎强的经历很典型。有许多中共情报人员,长期战略潜伏,中途却遇上直接联系的上级牺牲、意外去世、叛变,等等。与组织失去联系,失去一切可资证明身份的东西。
黎强是不幸的。本来是中央社会部安排到中统的战略潜伏人员,抗战胜利后组织关系转到地方,继续潜伏,最终转到川康特委。结果单线联系的直接上级蒲华辅成了中共四川地区历史上最大的叛徒。这个蒲华辅,地位可比小说《红岩》里的大叛徒甫志高高多了,这是川康特委书记,套现在的层级说,这是正部级的大叛徒。
黎强也是幸运的,撤往台湾过程中因所在部队被解放军缴械,不属于自己违反组织纪律主动放弃战略潜伏,至少摆脱了当下可预见的危险。此外,虽然马识途没有见过他的真容,但与他有过间接的纵向工作联系,可以证明他为党做过的工作。彭塞虽然出发点不同,却客观证实了黎强是真黎强。种种巧合凑一起,侥幸使得黎强最终归队。
黎强被调往南京,差点被裹挟到台湾。真去了台湾,很难预料结局,殷鉴不远。当然,也得看黎强在解放后的二十年里是何结局,这我没查过。他能从蒲华辅的叛变中幸存下来,怕是难逃后来的种种劫数,这真地有嘴说不清。有个对比,马识途没怎么久坐过国民党的牢,60年代坐牢倒是实打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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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马识途 马识途《在地下马识途摘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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