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蒲华辅叛变后，我坚持疏散工作，因无法通知部分同志导致其被捕。我尝试通过送信提醒韩子重未果，意识到自身危险并决定尽快离开成都。在王德伟协助下伪装商人，却因曾申请身份证留有照片面临暴露风险。经权衡，冒险取回照片，避免落入特务之手，确保安全撤离。 综合评分： 75 文章分类： 安全建设,实战经验,应急响应

在地下_马识途_摘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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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 马识途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5月16日 00: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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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5 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后，我坚持留在成都领导疏散工作，已经快半个月了。虽然经历了几次险些被捕的危险，但总算把疏散工作有条有理地做了，一切可能的组织漏洞都堵塞了起来，再也没有听到地方组织有人被捕了。至于统战系统和军事系统那些由蒲华辅亲自领导的同志，因我一无所知而无法通知，那些同志因此不幸地被捕了。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我知道的军事系统的党员韩子重，因为他曾被调到香港受训，所以我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是四川师管区韩任民司令的儿子。当时虽然时间可能已经晚了，我还想做最后的努力。我打听到了韩任民的公馆在守经街。当然，这时我不会去直接找韩子重或去给他留信。那样做，如果特务已经暗地守在那里，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先在家里准备好一封写给韩司令的信，信中提到“令公子在外滋事，仇人要找他算账”这样的话。我把信封好，揣着信冒险走到守经街，站在远处观望韩公馆的大门。我仔细观察，只见门口有韩司令的持枪马弁进出，附近看不到有特务活动的迹象，我便大胆地走到韩公馆的大门口，把信投在门房窗口。可怪，偏偏就冒出一个人来问：“你找谁？”我说：“给韩司令送信。”他把那封信看一下，果然信封上面写的是韩司令收，他就没有再说什么。我迅速离开那里回到街上，当然还是老规矩，不马上回家，而是在几条小巷里转游。这时，我却真的发现有可疑的人远远地跟在后面，我知道还是有特务钉梢。我还是老办法，在市场里转了几下，便把他丢掉了。

从此我判断，韩子重一定是被蒲华辅出卖而且被捕了。我想做的最后努力也落空了，而且我差点又被钉住。看来我不能再这么去做冒险的事，并且要赶快设法把工作结束，离开成都，准备到香港去向上级汇报。同时也要洪德铭迅速离开成都。

我从王仲雄家脱险后，就立马找到彭塞，要他通知洪德铭，准备开最后一次疏散碰头会。我们在约定的时间碰头，我提出从最近几次出现险情来看，敌人正想抓紧收网，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洪德铭的工作早已确定到重庆去，把已经调到重庆去的几十个同志组织起来，在重庆开辟新的战场。我呢，也应该早日去香港向上级汇报。

我说，看来蒲华辅是彻底叛变了，敌人要是把他放出来活动，那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洪德铭有脚跛的特点，就是蒲华辅不出来活动，只要他说出老洪是个跛子，特务下命令在全城撒大网检查跛子，老洪就很危险。老洪也说，他得到消息，特务已经到他教书的学校去找过他，这个地方只有蒲华辅知道，可见蒲华辅已经出卖了他。我说，这情况更严重，特务很可能已经知道老洪是跛子。我叫他马上离开成都，未离开前再也不要上街了，离开成都也不能在成渝汽车站上车，特务在那里一定守得很紧。至于老彭，蒲华辅当然也出卖了，必须马上转移到郊区躲避起来，遥控指挥，不要再进城。

洪德铭果然马上离开成都。他没有在牛市口汽车站上车，而是坐黄包车到龙泉驿南面的小镇。周际峰在成都帮他买了到重庆的长途汽车票，周际峰从牛市囗车站上车，到了前面那个小镇停车休息时，周际峰下车，把车票交给洪德铭，他再从这里上汽车上路，躲过特务的检查，平安地到了重庆。他离开了成都，彭塞躲到乡下，市委的杨文祥和赵文锦已经躲起来，蒲华辅知道和认识的成都市委的几个领导同志都不在了，成都市委的党组织可以保证安全了。

我从王仲雄家出走后，便搬到王德伟同志家里去住。她是我的掩护关系，连蒲华辅也不知道。她完全以一个小商人的身份出现，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她和一个王先生搭伙，在市场做轮胎生意，并且开了一个做油墨的小作坊，还很赚了一些钱，可以支援我们。我住在她家不出去，可以说是很安全的。我把一切要交代的工作做完后，就和王德伟商量我如何到重庆去的问题了。

王德伟说，和她合伙做生意的王先生原来是开商车做生意的，他认识的熟人熟车很多，可以替我找可靠的车子上路。至于路费更是没有问题，她可以给我一点金子和一些零星的银元。她建议，我不能再以一个教员的模样出现，为了行路的方便，要把我彻底改装成为一个行商，最好是扮成一个做出口生意的商人。如何扮，要准备什么行头，她说她熟悉，一切听她的。但是她提出一个问题：“你准备用什么名字上路呢？也就是说，在一切文字证件上，你用什么假名字？”

是呀，我这一向忙昏了头，竟然没有想到，我要上路出远门，非要有可靠的身份证件不可。王德伟为我装扮成做出口生意的商人，要有相关的文字证件，自不必说，更根本的是，我首先要有一张身份证明。国民党近几个月来做出规定，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要求办一张有姓名、籍贯、出生年月、住址、职业的证明，那上面还有持有人的头像照片，在相片上盖有市政府的钢印。我是逃难的人，在城里活动时可以不用身份证，但是要出去旅行，就要过关过卡，要买车船票，要住旅馆，就要经受军警的查验，没有身份证明，就会被扣起来审查，那就麻烦了。现在我用什么名字办理这个身份证呢？这个问题可把我难住了。我知道洪德铭办有假身份证，是通过我们在市政府民政局工作的同志给办的。老洪已经走了，我无法弄到这种证明。幸好我曾从他那里弄来几张空白证明，我可以在上面造假证件。

“哎呀，坏了！”我和王德伟说到这里时，不觉哎呀一声，大叫起来。王德伟问我：“怎么啦？”我说：“坏了，我以行商身份住在新南门外时，为了拥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到那里街道的保长那儿，申请办一张身份证。他同意了，要我交一张贴在身份证上的相片。我专门去照了一张二寸小照片交给了他，他说他就拿到区民政局去办。可是还没有办下来，就发生事故了。这张照片如果还在保长或区民政局那里，还好说。如果特务想起要找本地保长问话，保长说他那里有一张我的照片，那就坏透了。特务会拿去放大加印，传到各处，按头像捉拿我，这对我就太危险了。更不容易走出成都市了。”

王德伟也认为这是非常麻烦的事。非把这张照片弄回来不可。我想，特务到我的住处没有抓到我，一定会留人住在我那里，设个陷阱。他们如果不想把这事透露给地方保甲组织，没有去问过保长，那还好办，我还可以找借口要回那张照片。但是谁说得准呢？如果特务和保长已经通了气，我去要照片，那不是我自己送上门去落人虎口吗？怎么办呢？这确实叫我为难了。

我想了一夜，再三权衡利害，我还是非冒险去要回照片不可。我和王德伟说了，她说：“你去不如我去。我去相机打听一下，把情况弄清楚了，你那时再考虑去不去冒险。我有家有业，有身份证明，有同行的商人作证，我是个商人，特务也奈何我不得。只是我去问时，你今天出去躲一天，防备特务万一到我家里来。”

看来只有照她说的这么办了。我出去到公园和茶馆闲逛了一天，晚上回去时，还在王德伟家的外边，仔细察看有无异状。确认没有了我才进去。王德伟告诉我说，她去找那个保长，先乱扯一阵生意上的把子，再问到现在身份证明好办不好办。那保长说：“好办也不好办，有银元什么都好办，没有银元去通关节，只好压着慢慢办。”王德伟说：“我有个做小生意的行商朋友，他说在你这里办身份证明，一直没有办下来。他最近要去内江办急事，没有证明走不了路。我这里有点跑路钱，保长能不能帮他跑一跑？”王德伟给了那个保长五块银元，他见钱眼开，欢喜得不得了，说：“看来你这位老板是个爽直人，那好办呀。你叫他明天来找我，我给他办就是了。”王德伟当时没有把名字告诉他，不过看样子没有可疑之处，于是叫我明天去找保长，扯个把子，把照片要回来。

晚上我想了很久。王德伟去找保长，如果那保长是有预谋的，总得向王德伟要我名字吧？现在那保长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只说叫我明天去找他办就是。也许特务根本没有想到我有照片在保长那里，直到现在还没有和保长取得联系。这个险看来值得冒一下。特务迟早会和保长勾通，这张照片不弄回来，落入特务之手，实在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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