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文档分享江渭清回忆录选段，涵盖皖南事变项英责任、反清乡斗争教训、孟良崮战役张灵甫之死政治处理、四清运动中与刘少奇的分歧及毛主席的态度、文革保护孙中山铜像等史实。内容侧重高层政治互动与党史细节披露。 综合评分： 10 文章分类： 其他

江渭清回忆录_七十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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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 江渭清

青衣十三楼飞花堂

2026年6月16日 0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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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原三野八兵团副政委，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代理第一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委。

徐天写过一篇《江渭清其人其事》，可以先看看

徐文提到江渭清回忆录。我找来的版本，有几处细节与徐文对不上，比如彭真，不过整体差不离。与单纯的军事指挥员回忆录相比，政工干部的回忆录，写出来的东西明显不一样。比如之前发过的《郭林祥回忆录》，最初有摘录，审核都过了，推送之后的某天才404。没看过《郭林祥回忆录》的，推荐一阅，很有意思，侧信道很多。《江渭清回忆录》的侧信道也很多，毕竟他后来转地方了。

江渭清回忆录_七十年征程_103957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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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有效，过时不补。

P152 总结我党我军历史经验，在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实难辞其咎，这是中央早有明确历史结论的。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项英同志不仅对中央一再催促新四军北移的指示，一拖再拖，犹疑不决；直到非北移不可，而国民党军包围之势已成时，他又对如何应付变局，举棋不定，方寸全乱；特别是在战斗最紧张的危急关头，他擅离指挥位置只顾自己突围，因未冲出包围，才又返回军部，错误尤为严重。他对自己的错误，生前有所醒悟，说：“部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到中央后，我要作检查。”他有严重错误，但坚持革命直到惨遭叛徒杀害。这是项英同志的悲剧，但仍不失为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我认为，这才是对项英同志应有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P172 4 反“清乡”斗争的成败，与我们平时是否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系极大。苏常太反“清乡”所以失利，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但主要还是主观上有错误。过去，苏常太的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上过“左”，特别是反汪锄奸扩大化，把很多人赶到了敌人一边，结果孤立了自己。敌人正是抓住我们这个弱点，利用被我们赶走的人充当他们“清乡”的爪牙。这是个十分深刻的教训。

P173 从主观上说，我们对日伪“清乡”的认识不足，对“清乡”的特点缺乏研究。记得我曾向谭震林同志汇报，“这次鬼子搞清乡，来势不同寻常。”谭师长带点轻蔑的口吻说，“怕什么？还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我们仍把它当成过去那样的“扫荡”看待。所以，直到6月28日，日伪已完成竹篱封锁线，对我部队和人员行动造成威胁时，师、旅部才召开反“清乡”动员报告会，由谭师长作动员报告。我们在向军部汇报时，仍然判断“清乡是仿华北对八路军扫荡方式”。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我们开始时的指导方针仍然是以反“扫荡”的战术原则来对付“清乡”。

P178 从苏常太地区来说，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上曾产生过一些“左”的偏差。例如，开展“肃汪”运动，混淆了汉奸分子与国民党党员的界限，导致锄奸扩大化，还错杀了数十名地方干部、抗日常备队战士和群众积极分子，一度搞得人心惶惶；对一些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不够，在执行业(主)佃(户)政策、劳资政策中片面强调减息、增加工资，这种过头做法，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所有这些，都驱使一部分本来同情抗日，或可以争取的人离开了我们，给反“清乡”斗争增加了阻力。

P320 在孟良崮战役中，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被我六纵特务团活捉了的张灵甫，却被一名对张灵甫恨之入骨的干部给打死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否则，我们一定要同他叙叙涟水的那段“往事”了。

说到张灵甫之死，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我们决定把纵队特务团拉上去投入总攻时，我曾专门强调了一条，即尽量争取活捉张灵甫。因为我从报话机中得知他还在呼救，活捉这个蒋介石御林军的头目，对于动摇和瓦解敌人的斗志，意义重大。谁知后来发生了意外，把他击毙了。特务团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我可来火了，说那不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马上派人把尸体抬回来，保管好。当时有人很不理解，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第二天，我纵队与兄弟纵队一起开祝捷大会。陈毅司令员亲自到会。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张灵甫的尸体在哪里？”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抬来了，请陈司令员验尸！”他满意地说：“好，很好。”后来，我们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将张灵甫的尸体擦洗干净，换上干净服装，弄了口好棺材，入殓以后，通过关系转交给国民党方面接收。这个举动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回响，张灵甫的家属，国民党的文武百官，还有跟着共产党走的许多民主人士，起码从中得到了一个共识：共产党是通情达理的。张灵甫的灵柩运到浦口，国民党派大员迎接，蒋介石亲临致祭，这等于是大张旗鼓地替共产党作宣传，影响有多大！对于必须妥善处理张灵甫的尸体，起初不理解的同志这时也恍然大悟，懂得了打仗不光要会打军事仗，还要会打政治仗。军事和政治都胜利了，才叫真正的胜利。

(这与张灵甫自戕的说法相悖)

P444 那么，对于我们江苏的反右派斗争，应怎样看待呢？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在南京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曾严厉地批评了我。

P450 毛主席让我们各省的同志每人讲一天。头三天的程序是，吴芝圃(河南)，曾希圣(安徽)，周小舟(湖南)。第三天轮到周小舟。毛主席见他手里拿着个本子，发了脾气，说：“你事先作了准备，照着汇报稿念，我不听。”改让柯庆施汇报。毛主席见柯也是拿着事先准备的本子，脾气更大了。说：“柯大鼻子！你就吃饭、睡觉，自己不调查研究，光凭工作组汇报，再叫秘书写好了稿子念，这样的汇报，我不要听。会不开了。”

休会一天。当晚，毛主席把大家召集起来，研究继续汇报，说：“江渭清，你打算怎么汇报，题目是什么？”我当即回答，我们江苏传达了成都会议精神以后，各级干部按照主席的指示，多快好省、势如破竹，所以我的汇报题目就叫“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毛主席一听来了精神，说：“渭清同志，你这个汇报题目好。吴芝圃、曾希圣他们的汇报，就是政治不挂帅嘛！明天就你来讲。”

P455 (略)

P461 (略)

P484 (略)

P510 在江苏省农村“四清”运动开展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刘少奇同志来南京视察和我对他几次讲话的“顶撞”。为重温历史经验，我想回顾一下前因后果。

P515 在刘少奇同志几次讲话中，对于城乡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估计，特别是“不止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超过了毛主席关于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对毛主席的估计，我已觉得过头了，对少奇同志的估计，我认为显然更过于严重。对于基层干部状况和社会主义教育成绩的估计，以及“桃园经验”中撇开基层干部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的一套做法，我也有不同看法，或者持保留态度。记得在刘少奇同志7月17日下午讲话以后，我曾向他当面直言了自己的看法。

我讲了学习他讲话的体会，对他所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都没有搞好，我认为江苏不是这个情况。少奇同志说：过去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我说：不能这么讲。据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或者要重搞。

我对他讲话中所说好的、没有“四不清”问题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也讲了不同看法。我说：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少奇同志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我回答说：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少奇同志打断我的话，问我对王光美同志向参加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这是因为，王光美同志作报告时，我没有到会，请了省委其他常委主持会议，可能少奇同志认为这是对“桃园经验”重视不够。特别是“桃园经验”基本的一条，是认为社、队干部烂掉了，有的是“和平演变”变过去的，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都不能靠。所以，他听我讲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很反感，并进而问我：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我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少奇同志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我说：不盲目执行。

当时，刘少奇同志听我讲了看法并未发脾气。第二天晚上，临他离开南京前夕，我偕同我爱人徐敏，去看望他和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与我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讲的那三个不同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我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少奇同志发了脾气。

P519 按照少奇同志的提法，这次运动要上下左右一道解决，所有根子都要挖出来，所以要“彻底革命”，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座谈中，少奇同志还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有些同志怕干部躺倒不干，怕影响生产，东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和平演变”，不怕脱离群众。这是个什么问题？本质是什么？他要我回江苏以后，同省委常委同志一起想一想，讨论一下。他又说：前几年“宁左勿右”，现在又“宁右勿左”，这对运动的阻碍相当大。他特别提到涟水县高沟公社的问题，那里曾发生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这就是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高沟事件”，除发了会议简报以外，当时的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同志还就此事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少奇同志赞赏。7月29日，王光美同志曾打电话给我，传达少奇同志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这次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少奇同志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就在此时，刘少奇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问我：“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显然，这是对我和省委极为严肃，也是极为严重的批评。我回答说，不晓得有这样一个文件，待我请省委查一查。经查，在省委办公厅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我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曾连打了三个电话给我，要我非作检讨不可。我觉得，这个通知是省委办公厅拟发的，我和书记处其他同志事先均未具体过问，不好直接检讨，便叫随我赴京开会的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一篇重要讲话，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而江渭清同志讲话中对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只能作研究参考。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把这个“通知”作废。今后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学习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都是中央制定的。

9月1日，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我在电话中的意见，检查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检讨了未经我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其实，省委办公厅作为省委的一个办事机构，是完全有权力发这样的通知的，不存在“擅自”的问题。这是在当时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这样的处理，总算对这件事作了一个交代。

P523 为着认真贯彻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诚恳接受刘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省委四届五次会议开始以后，我于9月8日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同志写了封信，向他报告了全会召开的情况、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以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再次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我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我承担了领导责任。

P530 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找我谈话，问到刘少奇同志对我批评，检讨了没有？我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同志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

毛主席听我这么说，就以他惯有的幽默口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

毛主席还曾当着我和刘少奇同志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

尽管毛主席给我平了反，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少奇同志，认真地对待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批评，用以鞭策自己，改进工作。直到1965年11月16日，毛主席来江苏视察战备和全省工作，找我和陈光同志谈话时，我们汇报了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反对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答复我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他老人家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我诚恳地回答说：“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主席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P531 (略)

P532 关于工作方法，要求所有“四清”工作队，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两个大多数”(即群众大多数和干部大多数)。对“扎根串联”的那套做法，明确提出了不同意的看法。我认为，“搞扎根串联，只在少数人中间转圈子，丢掉了大多数，这是一种神秘化的冷冷清清的做法”。只靠少数人在上面发号施令，而不是通过“四清”运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形成基层领导核心，这是不可取的，不能再这样搞了。

P534 我在讲话中再次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在句容县和蔡巷大队“四清”中曾贯彻中央批转的“桃园经验”，搞“扎根串联”，作了检查。说明那种做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联，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讲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联，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结果，不仅把基层干部撇到了一边，往上延伸，就会连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不敢靠了。这样搞下去，势必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不信任。所以，“二十三条”不提“扎根串联”，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大多数和干部大多数，包括犯错误的干部。还有运动中“查三代”，如果查下去，不光机关干部，就连贫下中农也没有几个“纯”的了。

P564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借“破四旧”之名，抢劫钱财；有的大肆破坏古书古画和文物古迹；尤甚者，竟连耸立在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都要砸掉。对于这件事情，我明确表态：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铜像，不是“四旧”，不能“破”。一些学生就到省委哄闹。我们对闹事学生一方面教育劝阻，一方面采取迁移的办法，使这尊具有历史意义的铜像得以保护下来。

P566 这时，许家屯还没有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所以还能与省委一班人保持一致。他揭发这个揭发那个，是后来的事。他叫人上街抄大字报，然后编排拔高，变成他的“揭发材料”，光揭发我的“材料”就有30万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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