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探讨人工智能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的演变，以美伊作战为例分析AI从辅助决策到融入杀伤链的系统性应用。文章指出战争模式已转向优先攻击敌方感知与决策能力，通过帕兰提尔等系统实现目标识别与打击加速，但同时也存在自动化偏见、数据错误等伦理风险，最终可能导致人类从决策者沦为算法合法化的工具。 综合评分： 0 文章分类： 其他

人工智能在美伊作战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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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007 所长007

蓝军开源情报

2026年6月28日 08:26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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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6年4月16日，SETA 基金会发表文章《人工智能在美伊作战中的演变》，文章剖析了人工智能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的角色转换与发展轨迹。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战争，从决策到执行，这引发了紧迫的伦理风险。美国和以色列近期领导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很快被贴上了“首场人工智能战争”的标签。乍看之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力，引人注目，甚至具有象征意义。然而，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它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我们今天目睹的并非人工智能首次进入战争领域；相反，这只是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完善和制度化应用模式的更加明显和密集的体现。

事实上，这一进程的痕迹早在很久以前就已显现。乌克兰战争是最早展现人工智能如何在数据处理、目标识别和情报分析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案例之一。 加沙战争则揭示了这些技术如何超越了单纯的辅助角色，直接融入到杀伤链之中。 最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是建立在这两次经验之上，它更加连贯、更加系统、规模也更大。因此，与其说这是“第一次”，不如说这是战争转型的一个新阶段更为准确。

因此，乌克兰、加沙和伊朗等地的战争不应被视为孤立的事件，而应视为同一整体的不同部分。每一场战争都如同一个实验室，展示着人工智能在作战中的应用领域、决策速度、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及能为一线行动者带来哪些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不仅是对技术的测试，同时也在积累使用该技术的行动者的经验。正因如此，像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越频繁地进行此类战争，它们就越是在积累经验，提升适应能力，从而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如今，问题不再仅仅是谁拥有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而是谁通过在作战中更广泛地部署这些系统来积累学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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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伊作战；人工智能；福音、薰衣草

这是蓝军开源情报的第 634期分享

编译 l 所长007

来源 l 蓝军开源情报（ID：Lanjunqingbao） 转载请联系授权（微信号：19118805880）

一、现代战争的认知优势

近年来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是，大规模攻击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模式。战争不再像以往那样以直接的导弹齐射拉开序幕。相反，敌方的视听、通信和反应能力首先成为攻击目标。网络作战、电子战和太空干预因此成为战争的开端阶段，为后续的动能打击铺平道路。

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第一阶段正是遵循了这一顺序。通过瘫痪通信网络、传感器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敌方的态势感知能力被瘫痪，随后才开始进行实际打击。这种模式在乌克兰战争中已经出现过。这表明，在现代战争中，主要目标不再仅仅是军事单位，而是敌方的感知和决策能力。人工智能在此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实时处理海量数据集，它可以更快地揭示敌方的哪些弱点可以被削弱，哪些网络必须首先瘫痪，以及哪些目标应该优先打击。

换言之，战争的开端不再仅仅是确立物质优势，而是确立认知和数字优势。谁能更快地观察、理解信息并做出决策，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面作战的动能优势。

二、战争中人工智能的应用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表明，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战争的各个阶段。在美国方面，涌现出的主要平台是帕兰提尔公司开发的Maven智能系统，该系统融合了安特罗普公司的技术。该系统将卫星图像、无人机视频、信号情报、雷达数据、人工情报，甚至包括来自民用基础设施的特定数据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数字数据库中，从而实现目标识别和优先级排序。此外，它还能就针对特定目标选择合适的武器、如何构建打击的法律依据以及可能产生的次生影响提出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使用这套系统并非“首次”。据悉，同一平台此前曾用于在委内瑞拉抓捕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行动中。这确实表明， 人工智能系统正在接受实地测试并逐步扩展， 而伊朗的行动正是这一进程的延续。

这些系统最显著的后果是战争决策周期的急剧缩短。过去需要数百名分析人员耗时数日才能完成的目标清单，现在只需更少的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完成。战争爆发后24小时内就打击了约1000个目标，这便是这种加速的具体例证，其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这不仅仅意味着打击目标数量的增加，更意味着战争的节奏已经达到了人类思维无法独立应对的程度。

在以色列方面，诸如“福音”、“薰衣草”和“爸爸在哪儿？”等系统脱颖而出。“福音”系统此前在加沙广泛使用，错误率高达10%，主要用于锁定建筑物、设施和基础设施；“薰衣草”系统则因其能够根据数据模式将个人标记为潜在目标而备受关注；“爸爸在哪儿？”系统则能够追踪并打击目标人物在其私人空间内的行为，尤其是在他们返回家中的那一刻。这些系统表明，战争如今不仅发生在交战双方的前线，也发生在被转化为数据的人类生命之中。

这些系统应用的一个重要例证是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刺事件。识别和打击目标的过程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约仅用了60秒。此次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得益于人工智能同时处理了被黑客入侵的交通摄像头、信号情报和大量数据流。

三、判断失误、自动化偏见

然而，人工智能为战争带来的速度优势并不意味着它可靠或万无一失。恰恰相反，速度与错误相结合，后果可能更加惨重。伊朗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便是对米纳布一所学校的袭击。经评估，此次袭击是基于过时且未更新的情报数据，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问题不仅在于击中了错误的目标，更在于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可能会将过时的数据误认为是反映当前情况的信息，从而造成致命的后果。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德黑兰的“警察公园”事件。有评估认为，一个公共公园之所以可能因为名称中包含“警察”一词而被列入攻击目标名单，这说明人工智能系统在理解上下文方面是多么脆弱。机器能看到这个词，却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它能识别出这种模式，却无法解读其背后的社会和空间背景。在战争中，这种对上下文的盲点并非普通的技术错误，而是直接的致命风险。因此，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如果数据标注和处理是由人来完成的，是否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人为监督的效果可能远不如其宣称的那样有效。官方说法一再强调最终决策权始终掌握在人手中。然而，在实践中，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的目标列表和打击选项，人类操作员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做出决策，例如，每个目标只有10秒钟的时间。这使得人类不再是独立决策者，而是沦为仅仅验证机器建议的角色。此外，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倾向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因此会不经深入分析就迅速接受人工智能的决策，这在文献中也被称为“自动化偏见”。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给现代战争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问题。

四、算法战争与治理危机

这一切都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却又至关重要的未来问题：人工智能在战争中越是普及，在国际层面上对其进行约束是否会变得更加困难？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能够带来战场优势的技术都难以轻易或自愿地受到约束，尤其当这种技术能够加速决策、扩大目标打击能力并提供对敌方的明显优势时。

因此，人工智能在战争中应用越广泛，全球治理的前景就越发脆弱。各国可以一边维持“人为监督”的说辞，一边在实践中向更深层次的自动化过渡。这造成了一种假象，即人类仍然是系统的核心，而实际上，真正主导决策的是算法架构。人类不再是决策的真正制定者，而是沦为赋予决策合法性的幌子。

战争的地理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伊朗对云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的攻击表明，如今不仅是军事基地，数字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本身也已成为战争的直接组成部分。数据中心、云系统和计算能力不再是脱离冲突的技术要素，而是战略目标。这证实了未来的战争不仅会在陆地、海洋和空中展开，还会跨越服务器、网络和数据流。

基于以上讨论，根本问题不在于这场变革已经开始，而在于它将走向何方，以及它将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和伦理基础之上。如果人工智能辅助战争的做法随着每一次新的冲突而逐渐常态化，我们最终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战争：人类不再做出决策，而仅仅是承担责任。到那时，战争的人道主义、法律和道德界限不仅会被削弱，它们可能已经被重新定义，并且这种重新定义将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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