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以新时代中美战略竞争为研究对象，围绕稳局控险与底线思维，从国际格局、双边互动、历史经验与政策选择四个维度分析中美风险管控逻辑。文章指出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强调通过常态化战略沟通、制度化危机管控与多元化利益融合机制，在竞争背景下维持互动底线、保留合作空间，实现良性竞合。 综合评分： 75 文章分类： 其他

新时代中美战略竞争的稳局控险与底线思维

肖洋 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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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日 16:2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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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格局处于深度调整期，大国战略互动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2026 年5月特朗普访华，中美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方向。本文以新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为研究对象，立足稳局控险与底线思维的核心视角，重点围绕中美战略风险管控这一关键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从国际格局环境、双边互动机制、大国历史经验与战略政策选择四个核心维度，深入剖析中美在长期战略竞争常态下，维系双边关系总体稳定、规避极端冲突、化解博弈风险的内在条件、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构建与完善常态化战略沟通、制度化危机管控、多元化利益交汇融合机制，是中美实现良性竞合、维系格局的核心支撑，有助于研判新时代大国战略关系的演进逻辑。

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为观察中美关系的近期走向提供了重要窗口。两国元首在会晤中提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引发国际社会对这一概念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并非指冷战式的消极稳定，也非临时性的权宜安排，而是指在竞争持续背景下，双方通过风险管控维持互动底线、保留合作空间的一种关系形态。本文尝试从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历史实践与路径选择四个维度探讨这中美战略互动的风险管控逻辑，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度思考。

一、新形势下构建中美战略互动的风险管控逻辑

（一）百年变局加速推动国际格局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大国力量对比与战略互动模式均呈现新的变化特征。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全球经济和产业布局的区域分布出现显著变化。另一方面，传统发达国家在科技、金融、军事等领域仍维持相对优势，国际格局中多种力量态势并存且相互交织。上述结构性变化体现在经济总量、技术创新、军事能力及文化影响力等多个维度，使国际战略环境更趋复杂。中国作为重要经济体之一，在制造业、贸易、金融等领域具有较大规模，在通信技术、新能源汽车、航天科技、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发展迅速。美国则在高端芯片、生物医药、金融服务、军事技术等方面保持领先。这种“科技—产业—商贸”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表明：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单一国家难以主导国际体系的运行，而大国之间的互动稳定性也因此成为值得关注的分析议题。

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及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中东局势的周期性紧张持续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安全。这些地区热点问题构成了中美战略互动的外部变量，也使两国在应对地区安全危机时需要加强协调与沟通。此外，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这种张力为国际秩序演进方式带来了新的变数。中美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如何在维护稳定与适应变革之间寻求平衡是两国构建风险管控机制时需要纳入考量的背景因素。

（二）中美安全互动的认知差异

当前，中美在传统与新兴领域的安全困境已出现复杂化的特征。在军事安全层面，印太地区是两国战略互动的重要区域。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持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活动频率，不断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不利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稳定。

科技领域成为中美战略互动的重要维度，其安全意涵日益凸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先进材料等新兴领域的技术进展，对国际权力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前沿技术能力也成为大国竞争力的重要变量。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实体清单等手段，限制高端芯片、先进制造设备等对华出口；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位置，力图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进展，提升自主技术能力。这种科技领域的限制性互动，对两国经济发展及全球技术格局均产生影响。网络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等问题，也成为两国战略对话中需要处理的议题。此外，太空治理的规则制定权也受到双方关注。中美在卫星导航、太空资源开发、太空交通管理等方面的互动趋于活跃。美国成立太空军、推进“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使太空治理的安全化倾向更为明显。

（三）中美互信体系的构建障碍

中美互信不足源于结构性认知差异与长期积累的因素，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从制度层面看，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相互认知的复杂因素。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方部分言论体现出对华战略焦虑，这种认知倾向既未能充分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也影响了对双边合作潜力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竞争与遏制基调并未改变，因此在解读对方行为时应倾向于谨慎判断。

美国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建设解读为“扩张主义”，将中美关系框定“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泥潭。美国若不改变对华战略的遏制属性，将引发中国对美的战略反制，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进而加深两国构建风险管控机制的复杂性和困难度。

（四）中美经贸协调的路径分歧

中美互信不足源于结构性认知差异与长期积累的因素，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相互认知的复杂因素，而经贸关系作为中美互动的重要领域，正经历复杂调整。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较高，2025 年双边贸易额仍保持在一定规模，中国是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美国则是中国重要的技术来源地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政策取向，以及国内关于“脱钩断链”与“去风险化”的讨论持续存在，关税、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等措施的调整，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不确定性。此前贸易摩擦提高了双边贸易成本，对全球供应链布局产生影响。

中美在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的互动也呈现复杂的竞合态势。两国均在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产业领域推动布局调整，以提升产业链的自主性与韧性。美国推动“友岸外包”与“近岸外包”，试图构建关键矿产领域的供应链联盟；中国则加快新兴产业链体系建设，在部分技术受限领域寻求突破。这种产业层面的布局调整，既涉及经济发展效率，也涉及安全考量。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打击毒品犯罪、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双方存在合作空间。如何在竞争与合作的张力中实现风险可控，是分析中美发展互动时需要处理的问题。

二、中美战略互动风险管控的构建路径

（一）摒除零和博弈思维

风险管控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以正确的相互认知为基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与冷战期间美苏“对抗性稳定”有所区别。从理论层面看，这意味着双方需要理解彼此的核心关切，承认不同发展道路的客观存在。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非阻力”；特朗普总统也表示“美方乐见中国发展繁荣”。这种相互理解并非意味着放弃各自立场，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探讨共存的可能路径。

超越零和思维有助于理解中美互动的复杂性。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预设里，大国关系常被理解为权力分配的零和博弈。然而，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环境等领域存在较高程度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使纯粹的零和博弈假设面临解释局限。本文的分析框架承认大国战略竞争的客观存在，但厘清了竞争关系与敌对关系的内涵区别，以及大国竞争关系若缺乏风险防控机制的有效约束，则会导致“安全化”的过度扩展，甚至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和而不同，斗而不破”是观察中美双边互动关系的重要参考维度。

风险管控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以相互尊重为重要前提。这意味着中美双方需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合理关切，在相互认可的底线原则上探讨互动规则。本文认为：中美从“战略对手”叙事转向“竞争者 + 合作者”的复合认知，是分析两国风险管控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这种认知调整是长期过程，需要双方通过持续对话与互动，逐步增进理解。

（二）完善沟通体系

有效沟通是风险管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层外交能够影响风险管控的实际效果。从2025年的釜山会晤到 2026年的北京会晤，中美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为双方沟通提供了重要渠道，围绕重大战略问题交换了意见。这种高层互动既有助于增进理解、减少误判，也能为各业务部门的协商对话奠定基础。例如2026年5月中美元首的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就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形式，它为两国元首提供了坦诚交流空间，能够就彼此关心的议题深度交换意见。

恢复中美各业务层级对话机制同样至关重要。中美建交 47 年来，两国在外交领域的战略对话、经济领域的财经对话、军事领域的防务磋商、科技领域的创新对话等实践，已经构成了多维度、宽领域的沟通机制网络。这些沟通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处理业务问题，还能就相关的政策调整、资源投放等深层次问题进行沟通，防止战略误判。尤其是二轨外交机制与工商界交流作为重要的替代性沟通渠道，能够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探讨共同关心的议题、寻求合作共识。2026 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工商界代表的广泛参与，正是多层次沟通机制的具体体现，也是将两国元首的战略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效的重要桥梁。

大国之间的沟通既包含形式上的全方位对话，也涉及实质性的多元交流。沟通机制的价值，既体现在危机情境下的应急联络，也反映在常态化的战略协调之中。中美战略沟通体系的稳定与完善，有赖于双方形成具有一定连续性和可预期性的高层交往节奏，以减少因领导人更替或国内政治波动而导致对话中断的风险。同时，各业务主管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也需相应加强，以促进外交、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政策信号的相对一致，从而降低因部门利益或信息不对称引发战略误判的可能。

（三）完善危机管理机制

构建相对稳定的战略关系，需要关注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其中较为关键的方面在于明确各自的行为边界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军事领域，两国可探索建立更多有助于增进沟通的行为规范，例如完善海上相遇规则、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以及军事危机热线等，以降低误判风险，减少因意外事件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这类措施在实践中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在特定情境下有助于起到缓冲作用，防止局部摩擦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对抗。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较为敏感的议题，双方需要就相关边界形成一定共识，建立减少误判的机制，从而降低因相关因素介入而引发危机的可能性。

此外，新兴科技领域的危机管理机制建设也值得关注。以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为例，算法驱动下的自主决策可能带来“闪战”风险，即在较短时间内因系统判断或误判而触发军事冲突，这对传统的危机管控机制构成一定挑战。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或可就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中的行为边界、伦理规范及国际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以降低前沿技术竞赛失控并滑向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这类对话与协调机制，旨在为国家间科技竞争与军事对抗之间设置缓冲空间，降低技术互动演变为安全冲突的风险，有助于为双边关系的战略稳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

（四）深度拓展共同利益

 风险管控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以利益交汇为重要基础。中美经贸关系从以“购买清单”为代表的交易型安排，逐步转向结构性协调，涉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产业保护、关税壁垒等议题，以探索建立更为平衡和可持续的经贸框架。2026年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就扩大美国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增加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口等达成初步共识，并尝试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合作机制。此外，双方也就经贸关系的长期框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同认识，这有助于减少因周期性谈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反恐、禁毒、跨国犯罪治理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较为突出的利益契合空间，具备开展务实协作的基础条件。针对俄乌冲突，中美双方均存在推动局势降温、促成战事收尾的共同诉求，且各自基于自身立场与外交路径，开展了一系列推动冲突缓和、助力对话协商的相关工作。在中东问题上，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的强烈呼声，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美在这些领域的互动有助于增进理解，为风险管控机制的运行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分析大国在复杂议题上的协调可能性提供了研究素材。

三、新时代中美风险管控的实践经验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实践基础

2025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釜山召开期间，中美元首举行会晤，为中美关系的缓和与调整提供了重要契机。双方就恢复高层交往、重启各领域对话等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若干共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此次会晤的推进，既源于两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共同认知，也体现了双方在关键节点上寻求关系稳定的务实取向。此次会晤在改善双边政治氛围的同时，也为2026年特朗普访华奠定了沟通基础与舆论空间。

2026年特朗普访华的双边互动过程，呈现出三方面较为突出的特征，为中美关系维稳与务实互动提供了支撑。一是高层沟通更具深度。此次访问期间的小范围非正式会晤模式，为两国元首搭建了较为坦诚的沟通场景。相较于常规正式会谈，这类轻量化的交流方式，更利于双方建立人际沟通默契，也便于坦诚磋商核心议题，减少信息误判。二是民间经贸力量参与度较高。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集中体现出美国工商界对稳定双边经贸秩序、深化对华合作的普遍诉求，也侧面印证了经贸合作依旧是缓冲中美双边分歧、维系关系韧性的核心支撑。三是双边互动成果偏向务实落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美在经贸往来、农业贸易、人文交流等多个实操性领域形成多项合作共识，具体涵盖拓展双边农产品贸易规模、扩容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项目等内容。这类合作议题贴合双方实际需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持续推进的可能性，能够为中美常态化良性互动积累具象的合作增量。

综合而言，中美在经贸磋商、人文往来等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双边战略互动的平稳运行构筑了相应的物质与社会支撑。经贸层面的良性进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释双方民间对于双边经贸持续下行的负面预期，也可为两国政治关系的调适与缓和营造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人文交流的重启与推进，有助于修复两国民众的认知隔阂、增进双向理解，为双边关系的长期稳态发展积淀民意层面的积极因素。由此可见，即便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长期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两国依然存在广阔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这也意味着，中美构建良性、稳定的战略互动关系并非理论层面的设想，而是具备现实合作实践支撑的可行路径。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风险管控维度

中美战略竞争的风险管控，需要从四个维度进行总体把握。

一是合作维度，强调以合作为主导的积极稳定。在气候变化、公平贸易等全球性议题上，两国合作不仅惠及双方，更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这并非消极的“不冲突”，而是积极的“共行动”，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来巩固双边关系的积极面。

二是竞争维度，主张良性竞争，保障两国关系的竞而相安。竞争是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常态，但竞争应设置底线、避免恶性发展。这就要求两国共同为战略竞争设定边界和底线，防止战略竞争升级为全面对抗。例如经贸领域竞争应基于市场规则和国际规范；而科技领域的竞争，则应尊重知识产权和科技伦理底线。当然，军事领域竞争更应避免直接军事对峙和升级军备竞赛。

三是管控维度，追求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分歧，但风险管控不在于消除分歧，而是建立管控分歧的机制与能力。这种风险管控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承认国家间分歧的客观存在，但拒绝让分歧主导双边关系。而是通过对话协商、利益交换、危机管控等手段，将分歧控制在不升级为战争的范围之内。

四是和平维度，致力于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通过危机管理、军事互信、划设红线等手段，确保中美不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安全保障。和平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底线要求，也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前提条件。没有和平，国家间的合作就无从谈起，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将滑向全面对抗，而国家间的分歧也将演变为信任危机。

 上述四个维度的风险管控逻辑存在内在联动、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中美战略互动治理的完整框架。若只强调合作而缺乏对竞争行为的有效约束，双边合作的持续性将难以保障；若任由竞争态势蔓延而缺失必要的合作缓冲空间，两国竞争行为则容易突破可控边界、走向全面冲突。若仅聚焦分歧处置而缺少常态化的和平保障机制，双边关系的稳定状态也难以长久维系。由此可见，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互动的核心要义，在于维系多维度动态平衡状态。通过在合作场景中

挖掘和扩充共同利益，在竞争博弈中保持理性约束，在双边分歧中完善常态化管控路径，在突发危机场景中守住和平底线，以此实现中美战略互动的总体可控与平稳运行。

四、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路径选择

（一）强化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在中美战略互动的风险管控体系中，维持高层对话往来的常态化与延续性，对把控双边关系整体走向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两国元首形成的良性互动默契与工作联系，能够为各层级部门对话协作提供政治支撑，同时可在双边局势出现波动时发挥重要的协调缓冲作用。对此，双方可探索搭建两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定期沟通机制，针对双边敏感议题开展深度对接磋商，保障高层战略沟通渠道的持续性与通畅性。这类常态化的直通沟通机制，既可以应对突发的双边危机场景，更能够作为常规化的战略协调载体，推动双方持续厘清各自政策取向、战略关切与核心利益边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战略误判。从特朗普访华的实际互动经验来看，两国最高决策者开展面对面交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层级传导带来的信息偏差，便于双方直接传递各自战略考量，逐步拉近彼此认知距离。未来在 APEC、G20 等多边外交平台，两国可择机开展专门性双边会面，就双边格局与区域重大议题开展常态化沟通磋商。

（二）构建“全政府 + 全社会”的对话格局

健全各级对话沟通机制，是筑牢双边风险管控的根基。一是重启中美战略经济、外交安全等高层对话，释放两国关系企稳信号；搭建经贸投资、金融合作等实务工作机制，妥善化解经贸分歧、深化务实协作；恢复防务及海上安全磋商，有效规避军事误判。二是深化人文往来与地方协作，夯实民间友好根基。放宽留学交流政策、简化出入境手续，畅通青年互动渠道；推动文体文化领域互通互鉴，助力民心相通；赋能地方结对共建，拓展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等多领域合作空间。三是充分发挥工商界、智库、媒体等二轨外交效能。搭建商界常态化交流平台，协商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现实议题；支持智库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加强媒体良性互动，营造理性客观的双边舆论氛围，多维度助力双边关系稳步向好。

（三）拓展经贸 + 科技的合作基础

 一方面，探索从“购买清单”式的交易型安排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协调框架。美国可逐步取消部分不合理的关税，并建立更为透明的关税调整机制，以减少关税作为谈判工具的使用。同时，放宽投资限制，为中资企业提供更为公平、透明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两国还可探讨建立科技贸易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国家安全关切与经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避免经贸与科技领域的“泛安全化”趋势阻碍正常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此外，在 G20、APEC 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双方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放缓、通胀压力、金融风险等挑战。另一方面，围绕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中的“不首先使用”“人类决策保留”等基础原则展开讨论，推动形成人工治理方面的国际规范。中美可将清洁能源领域，碳捕获与封存、海上风电、氢能等前沿科技作为联合研发的潜在方向，探索技术共享与标准互认，并在清洁能源技术、碳市场建设、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

为管控新时代中美战略互动风险、维系双边战略稳定，两国可依托现有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丰富磋商议题，拓展人员交流、联合演练等务实合作，逐步将成熟沟通模式延伸至海空防务、太空安全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磋商与通报机制。针对战略核力量、导弹防御、太空军事化等高度敏感领域，双方可渐进构建常态化对话渠道，聚焦新兴战略稳定问题开展沟通，探索工作层专项沟通机制，通过实时信息互通，规避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局势升级风险，从而压缩战略误判空间。为了防范数字领域的新型安全风险，两国可围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算力网络治理、跨境网络犯罪防控开展对话，探索数字治理国际规范。同时，两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就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国际规范展开谈判，为新兴领域的军控探索新路径。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能找到前行的道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承载着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盼，也肩负着为国际社会提供大国关系新范式的历史责任。坦言之，中美双边关系将在动态博弈中持续调适，呈现出复杂性与波动性并存的特征，而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互动模式，既是双方缓释对立博弈、维护双边关系平稳运行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持国际秩序和平稳定的大国责任。只要两国坚守良性竞争的基本准则，维系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拓宽利益契合领域，持续优化危机管控体系，就能推动中美关系穿越变局风浪、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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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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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环球财经

作者丨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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