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文章分析美西方再工业化进程与中国制造崛起的交叉影响。指出中国冲击1.0和2.0论调是美方为自身产业困境寻找的借口。美国再工业化因政策泛化安全、产业配套薄弱、两党内斗等痛点进展困难。中国制造业正从被动嵌入全球体系转向主动引领，未来将通过开放合作、产能合作和创新协同为全球工业创造更大机遇。 综合评分： 79 文章分类： 其他

制造之争：当“再工业化”遇到“中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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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3日 16:2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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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彼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不足8%。没有人可以想象，在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达到 30%，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生产了全球超过 50% 的钢铁、水泥、电解铝，60%的家电，70% 的化纤、手机和计算机，80% 的光伏组件，成为强大的“制造侠”。更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美西方国家“再工业化”进程会和“中国制造”强势崛起形成历史性交叉，面对中国完备高效的生产体系、优质优价的工业产品和新兴技术的产业公地，美西方“再工业化”变得步履维艰、踟蹰不前，美西方智库机构和高校学者更是接连高唱“中国冲击1.0”“中国冲击2.0”论调。“中国冲击”是美西方对警惕中国制造发出的信号，既有对中国制造的肯定和羡慕，又有对中国制造的担心和恐惧，复杂交织情绪下，关税、打压、脱钩、断链、豁免、互动等美西方矛盾行为也就不再难以理解。

一、“再工业化1.0”与“中国冲击1.0”

美国实施制造立国、制造兴国、制造强国的政策。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为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思潮等内外因素叠加，美国制造业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其间美国政府对提振制造业的关注度不高，直到2008年“再工业化”问题才重新被摆在白宫的桌面上。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表面看，这是由于产业空心化问题让美国政策界、学术界、产业界开始重新认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但从深层看，2008年之前，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波来自中国制造的巨大冲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奥特和戈登·汉森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第一次颠覆美国经济是在1999年至2007年间，几年间中国几乎抹去了美国近1/4的制造业岗位，这就是“中国冲击”（也就是中国冲击1.0）。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浪潮摧毁了美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经济基础，如弗吉尼亚州的马丁斯维尔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高点镇，这些地方曾经分别是世界毛衫和家具之都。类似的故事也同时发生在纺织、玩具、运动用品、电子、塑料和汽车零部件等数十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陆续出台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振兴美国制造业与创新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等法案中，格外强调亟需重振制造业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因此，底层逻辑上，“中国冲击1.0”是因，“再工业化 1.0”是果。

二、“再工业化 2.0”与“中国冲击 2.0”

“再工业化 1.0”难言成功。数据上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在2016年下降至11%，继续创历史新低，2008-2016 年期间美国私人部门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 10%。2009 年，中美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基本持平，但到了 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比美国高出50%。面对“再工业化 1.0”的不理想，特朗普政府第一次上台后，陆续出台《美国国家能源计划》《减税与就业法》《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立法大纲》，并发动贸易战；拜登政府更是推出规模最大的公共投资计划，出台《美国救援计划》《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但“再工业化2.0”政策实施效果仍远不及预期。美国制造业占 GDP 比重持续下滑至 2024 年的 9.98%，是 有统计 记录以来最低点。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24 年超 1.2 万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最高贸易赤字。

这种情况下，“中国冲击2.0”论调开始甚嚣尘上。早在2024年4月和6月，《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制造业联盟均指出，与“中国冲击1.0”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带来美国进口激增，主要影响美国本土制造不同，本轮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企业和工人造成压制，并导致供应链过度集中，这一现象可称为“中国冲击2.0”。2025年5月，绝对策略研究公司经济学家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国冲击 2.0”始于2020 年，突出表现为中国将电子设备、“新三样”等领域过剩产能的洪流释放到全球经济中。7月，繁荣美国联盟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冲击2.0”不是由廉价消费品驱动，而是由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过剩产能驱动。2025年11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2025 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冲击2.0”凭借出口优势抢占市场份额，造成其他国家对中国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快速攀升，这极易转化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制衡能力，“中国冲击2.0”目的是把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运用经济胁迫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美西方炒作“中国冲击2.0”正陷入为了炒作而炒作的怪圈，忽视了本地生产制造能力不足才是最大掣肘。2025年 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加征“对等关税”这一历史罕见政策，但随即出台关税豁免清单，其中仅手机、计算机、医药和化学品、无线电设备、半导体器件就占据豁免总额的96%，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产品“难替代”，美国制造对我国供应稳定、成本集约、工艺成熟的中间投入品需求有增无减。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在移动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形成优势，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工业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也进入全球第一梯队。这些领域虽已成为美西方对我围剿打压的焦点，但美西方对我依赖程度不降反升。如美国药典委员会（USP）近期报告显示，美国近700种原料药（APIs）至少有一种化学原料完全依赖我供应，在关键原料药（KSMs）中超四成依赖我供应。又如，我在锂电池关键材料制备领域拥有大量核心专利，全球占比超八成，美特斯拉、通用等企业在动力电池量产中，高度依赖我专利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提升电池良率，这些专利也构成美高技术制造对我依赖的“隐形基石”。

事实上，美西方鼓吹“中国冲击2.0”，就是要阻挠破坏以我为主的新全球分工体系构建。长期以来，美西方凭借先发优势主导全球价值链规则和利益分配，造成我国长期处在全球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双重锁定”。国际经济学理论表明，后发国家要实现对先发国家的全面追赶，必须打破全球分工体系这个“隐性天花板”。近年来，全球产业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我国制造业正由以产品出口为主、被动嵌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模式，向以优势产业出海为主、主动引领全球生产体系的模式转变，这对美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规制和治理体系形成挑战，美西方也以规则规制为核心加紧对我围堵。如，2025年11月，美马与美柬互惠贸易协定中设置的“毒丸条款”，旨在限制东盟与中国签署深层次经贸协定或允许中资获得战略性市场准入，就是煽动区域层面“去中国化”。但美西方依然没有深刻认识到，本地生产制造能力不足、制造业长期外移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制造业人才严重流失等因素才是美“再工业化2.0”进展困难的根源。长期的围堵、打压、脱钩、断链只能给美西方已经脆弱的“制造车轮”再撒上一把沙子。

因此，底层逻辑上，“再工业化2.0”是因，“中国冲击2.0”是果。

三、美国制造痛点与中国制造未来

可以预判的是，随着大国博弈态势升级、竞争加剧，美国“再工业化”仍将继续推进，但美国“再工业化”效果仍将不会太理想，未来“中国冲击3.0”“中国冲击4.0”论调或被随时推出来成为美国“再工业化”的遮羞布。这个深层次根源就是美国制造痛点尚未完全解决。

美国政策泛化安全背离市场规律，导致自身制造周期和成本激增。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主动外包低附加值产业，专注高端环节，导致本土生产高度依赖全球供应与投入，这是造成美贸易逆差激增的根源。美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制造业关键环节迁回本土或靠近盟友，这种方式本身就违背效率原则。投资机构Wedbush 测算显示，苹果将10%的供应链从亚洲转移到美国，需要3年时间。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通过“对等关税”政策迫使产业回流，这将导致国内需求从进口商品转移到本地商品，完全忽视了美本土生产制造能力，结束方式将是“失败和放弃”。

美国产业配套基础薄弱，难以满足制造业回流生产需求。美传统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25年评估显示，美基础设施综合等级仅为 C，表现非常一般。其中,电网大部分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分之一大容量电力变压器寿命超过50年，难以满足电力需求。劳动力成本和供应链配套制约美生产制造能力。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2024 年美制造业工资为 42.6 美元/小时，是墨西哥、泰国、印度的 15、20 和 50 倍。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动的富士康液晶面板工厂，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但目前已经基本失败，原因在于当地缺乏液晶面板产业基础，80% 的原材料需要进口，导致物流和关税成本激增。

美国两党内斗加剧政策“朝令夕改”，导致企业搁置投资决策。美联邦公报 2025年11月底统计显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签署217项行政令，其中89项直接推翻拜登政策，创下战后美国总统上任初期政策逆转新纪录。如特朗普第二任期出台的“大而美”法案，直接取消了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中针对绿色能源领域的税收优惠，转而支持传统化石能源开发，引发新能源企业的强烈反对。斯坦福大学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接近470，创下自1900年以来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政策动荡，导致企业搁置投资决策，延长观望和等待周期。

面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迭代、非线性演进，大国博弈特别是中美博弈强度加大、烈度升级，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推动我国制造业实现从重点突破向全面领先的战略性跨越，谱写制造强国新格局。这既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也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大力量。

注入了增长力量。2018年—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保持4.8% 的平均增速，远高于全球2.8%的平均水平，已成为拉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冲突以来，全球投资、贸易集体下跌，中国投资与货物贸易双增长，有力托举了全球经济，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业的增长引擎作用。

注入了稳定力量。中国制造业规模大、韧性强，在全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的今天，是全球工业乃至全球经济日益重要的稳定器。如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向153个国家、15个国际组织提供大批抗疫物资援助，向110多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3亿剂疫苗，比世界各国提供的疫苗总和还要多，为世界安全稳定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中国也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者、获利者，更是全球价值链的坚定维护者、推动者，将为全球价值链朝着更加开放、公平、公正的方向深入发展，助力世界渡过“逆全球化”难关贡献更大力量。

注入了包容力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将工业化从初期推进到后期，大幅缩减了贫困人口，书写了人类工业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巨大贡献，提高了全球工业化包容性。不仅如此，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号召，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包容可持续工业化，与各国开展包容合作，吸纳更多国家搭乘“中国速度”的东风，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必将为全球工业创造更大机遇。开放是中国制造业的名片，也是庄严承诺。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开放合作，将为各国和全球工业创造更大机遇，产生更大“溢出作用”。

开放共享的广阔市场机遇。我国是全球重要的外资流入地，稳居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地位。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自2018年起已举办七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超 5000 亿美元，为全球企业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2024年11月1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正式施行，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清零。大门越开越大的中国制造，正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全球工业与跨国投资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合作机遇。

互惠共赢的产能合作机遇。我国积极与各国在多边合作共识和国际规则下开展基于产业互补的企业和项目互惠合作。从我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现有合作案例来看，相关项目多为基础设施投资性质的、对民生有巨大贡献的重大战略工程。未来通过进一步的互惠共赢合作，中国的技术、资本、劳动力和工业化经验可以助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获得更多平等发展的权利，让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加快打通发展的通道，让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找到更广合作发展的途径，让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有更大包容性发展空间。

协同互促的创新发展机遇。创新是破解当下全球工业发展难题的根本出路。中国产业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与各国创新合作不断深化。2026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率西门子、博世、大众、宝马等30余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高规格访华，将中德工业创新合作推向新高度。以中德数字化合作为例，中国工业互联网与德国工业 4.0 已从架构对接升级为工业AI、具身智能、绿色制造的双向赋能、联合创新。德国西门子、博世等企业与中国企业共建开放创新生态，合作模式从“技术输入”转向“中国创新+德国制造”的全球共享。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环球财经》，原作者金晓庆、颜蒙。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编译/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

作者简介

金晓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新型工业化研究部工程师；

颜蒙，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新型工业化研究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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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环球财经

作者丨金晓庆、颜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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