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该文档揭露美国ICE在缅因州执法行动中滥用Palantir系统收集公民信息。特工通过ICM案件管理系统、TECS边境筛查系统、Accurint商业数据库及MobileQuery面部识别工具,系统性地收集观察者的面部照片、车牌、住址等隐私数据,并以国内恐怖分子标签威胁观察者。法庭证据显示这些行为得到上级批准,政府否认相关指控。 综合评分: 75 文章分类: 数据安全,其他
一套 Palantir 建造的系统:从车牌到住址到边境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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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鸟 黑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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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3日 21:58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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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缅因州发起了一场名为Operation Catch of the Day的大规模执法行动,数十支联邦特工小组被派往各地执行逮捕。当地一些居民出于公民责任感,开始在现场观察和记录执法过程,这本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保护的权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的面部照片、车牌号码、家庭住址甚至同住人信息,正被特工们系统性地收集起来,存入一个由Palantir公司建造的数据库系统。
刚刚部分解封的法庭文件揭示了令人不安的全貌。
这不是个别特工的越界行为,而是一套得到上级批准、有技术系统支撑的完整操作流程。四名原告Elinor Hilton、Colleen Fagan、Polyxenia Pantos和Carlyn Williams代表所有处境相似的观察者,在缅因州联邦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要求法院制止这种做法。
法庭文件显示,部署到缅因州的特工从未接受过关于第一修正案权利的培训,DHS的30(b)(6)证人甚至称受保护活动与非法阻碍之间“没有明确界限”
要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先从Operation Catch of the Day说起。
2025年秋天,ICE指示各外勤办公室组建strike teams(打击小组),每个小组约由若干名特工组成,可以在一年任期内按需集体部署。2026年1月20日,多支joint strike teams(联合打击小组,简称JST)和special response teams(特别响应小组,简称SRT)被派往缅因州,行动由ICE局长办公室直接领导。
为了协调这场行动,ICE设立了Joint Operations Center(联合行动中心,简称JOC),作为行动期间与各小组沟通的主要枢纽。JOC成员包括来自ICE执法与驱逐行动局(ERO)、国土安全调查局(HSI)等部门的高级官员。JOC内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Intel Desk(情报台),配备HSI刑事分析师,负责处理行动中收集到的各类情报。
在行动开始前的全员线上简报会上,副局长P.H.等人向所有参与人员做了行动概述。这场简报的背景是明尼阿波利斯等地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总统和高级官员们已经开始将抗议者贴上“agitators”(煽动者)的标签,把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行为描述为犯罪行为。简报会反复强调要为“煽动者”做好准备,但对于如何区分受宪法保护的观察记录行为和所谓的“非法阻碍”,特工们没有得到任何指导。多名参与行动的特工在证词中表示,他们在ICE任职期间从未接受过关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培训。DHS的30(b)(6)证人更是直言,不需要划这条线,“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明确界限”。
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在于特工们做了什么,更在于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工具来做。整个信息收集和处理链条涉及多个专业系统,环环相扣,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察觉自己已经被纳入其中。
ICM:Palantir建造的调查案件管理系统
整个技术链条的核心是Investigative Case Management(调查案件管理系统,简称ICM)。这是HSI特工用来记录和管理调查案件的官方系统,2014年ICE将建造合同授予了Palantir公司,系统基于该公司的Gotham软件平台开发,并根据ICE的operational needs(运营需求)做了定制化改造。2022年,ICE又与Palantir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ICM新合同,初始价值高达约9600万美元。2025年,ICE又在这份合同上追加了近3000万美元,用于开发一个名为“Investigative Intelligence Platform”(调查情报平台)的新系统。
ICM听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案件管理工具,但它的实际威力远不止于此。特工在ICM中为某个人创建subject record(主体记录)后,这条记录会自动同步到CBP的TECS系统中,成为边境筛查时的“lookout record”(警戒记录)。也就是说,一个HSI特工在调查中随手录入的信息,可能直接导致你每次出入境都被拉去二次检查。
TECS:让你在边境被拦下的隐形名单
TECS的全称是Treasury Enforcement Communications System(财政部执法通信系统),如今由CBP运营,是边境检查人员筛查旅客的核心系统。当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TECS的警戒记录中时,按照CBP政策,初级检查岗的官员必须将该人员refer to secondary inspection(转交二次检查)。二次检查意味着什么?你的手机可能被没收,车辆和行李会被仔细搜查,你会被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而官员甚至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拦你。
在Williams的案例中,ICM记录明确要求她每次国际旅行都必须被二次检查,有效期至少到2027年1月20日,而创建记录的特工J.C.还有权自行延长这个期限。这已经不是理论上的风险,2026年3月16日,Williams和Pantos从魁北克度完结婚纪念日返回美国时,在Jackman边境口岸被扣留了大约一个小时,CBP官员拿走了她们的手机,搜查了车辆和行李,全程拒绝解释扣留原因。
Accurint:执法人员的人肉搜索引擎
除了政府自建系统,特工们还使用商业数据库来挖掘个人信息。Accurint for Law Enforcement是LexisNexis公司推出的执法专用数据库,特工只需输入一个车牌号,就能查到车主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同住人信息等大量个人数据。在Pantos事件中,特工J.C.就是先通过车牌号码确认了车主是Williams,然后用Accurint查到了她的地址和电话,还发现Pantos住在Williams的地址,于是顺带把Pantos的信息也查了一遍。
更令人不安的是J.C.查到这些信息后的做法。他把Williams的照片发到波士顿联合打击小组的群里,问“这是那个抗议者吗”,当另一名退休特工D.L.明确回复说照片不对、“看起来不像她”之后,J.C.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说“她们俩都在现场”,然后报告“现在把她们加进ICM”。他还把Williams的住址信息在群里传播,配文说“不是我小气,但这就是那个女抗议者住址上住着的人”。
Mobile Query:手机上的面部识别武器
在Home Depot事件中,另一个技术工具登场了。特工J.C.近距离拍摄了Hilton和其他几名观察者的面部照片后,将照片发给了CBP官员K.M.,附上的说明是“Officer safety”(官员安全)和“Let me know what you find”(看看你能查到什么)。K.M.随后在自己的手机上使用Mobile Query应用程序对这些照片进行了facial recognition search(面部识别搜索),成功识别出了Hilton和其他人的身份,并进一步开展了数据库搜索以获取更多信息。
Mobile Query是CBP配备给一线官员的移动查询应用,允许官员在手机上直接进行面部识别和数据库检索。这个工具本意是用于识别犯罪嫌疑人,但在这起案件中,它被用来识别那些只是在停车场里举着手机拍摄的和平观察者。J.C.后来为另外两名观察者创建了ICM记录,给他们贴上的标签是“Threat to Law Enforcement, Professional Protestor”(对执法人员的威胁,职业抗议者)。他在证词中承认,自己“绝对”也会为Hilton创建ICM记录,只是当时没能确认她的身份。
法庭文件记录了特工J.Y.对观察者Fagan说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小数据库,现在你被视为国内恐怖分子了,好好享受吧”
Williams和Pantos: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时间回到2026年1月20日下午,Pantos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短暂地观察并拍摄了一次ICE逮捕行动,当时她站在配偶的车旁,距离现场只有几个车位的距离。几个小时后,特工J.C.通过车牌查到了车主Williams的信息,在Accurint数据库中拉出了一份包含她地址、电话号码和同住人信息的报告。
当天下午3点17分,J.C.拨通了Williams的手机,自报家门只说了一句“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国土安全部)。他问Williams还有谁开她的车,Williams说配偶有时候会开。J.C.提到了Pantos当天早上出现在ICE行动现场的事,然后在电话结束前留下了一句警告:“你应该劝她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因为做这种事的人可能会被加入domestic terrorism watchlist(国内恐怖主义观察名单)。”
Williams在证词中说,接到这个电话后她整个人都在发抖,甚至考虑过要不要买把枪防身。但真正的打击还在后面。尽管J.C.已经知道Williams本人根本不在现场,他仍然在ICM中为Williams和她的车辆创建了记录,描述她是一个“aggressive woman who interjected herself into an arrest”(强行介入逮捕行动的好斗女性),还说她的驾照照片与视频中那个“好斗女性”相符。这些记录被标记为涉及“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直接同步到了TECS系统。
Hilton:在Home Depot停车场被拍脸威胁
第二天,1月21日上午,Hilton在自己的社区里观察ICE行动。中午11点半左右,她得知附近一家Home Depot停车场有ICE活动,便开车过去,把车停在距离一组特工约20英尺、距离另一组正在拘留某人的特工约75英尺的地方,然后开始拍摄。当时停车场里只有她一个观察者。
特工D.L.后来在证词中承认Hilton遵守了指令、没有干扰行动,但他还是立刻举起手机对着她拍摄。特工J.C.随后走近,也近距离拍摄了Hilton的脸。他问Hilton是从哪辆车下来的,然后对Hilton说,如果她继续“出现在这种场合”,就会被加入国内恐怖主义观察名单,特工们当晚还会去她家。J.C.又重复了一遍:“她就是要上国内恐怖主义观察名单,我就是要把她录进去。”
随后又有几名观察者出现在停车场。J.C.一一走近,近距离拍摄每个人的脸,对他们说:“我也会对你们做同样的事。警告你们一下,我们要把你们加入观察名单。你们出现得越多,以后就越会在自己家门口看到我们来逮捕你们。”对一个用手遮脸的观察者,J.C.说:“没关系,我能识别你的眼睛。你也上恐怖分子观察名单。”
事件发生后,J.C.寻求CBP官员K.M.帮助识别这些观察者,K.M.用Mobile Query进行了面部识别搜索。J.C.后来为其中两名观察者创建了ICM记录,标注为“对执法人员的威胁,职业抗议者”。2026年6月16日,行动结束很久之后,Hilton发现一辆ICE车辆并在安全距离内跟随,打算记录任何拘留行动。那辆车穿过几个社区,最终直接开到了Hilton以前住过、驾照上仍登记着的地址,ICE特工在房前停下,朝Hilton挥了挥手,然后开走上了高速。
Fagan:“我们有个不错的小数据库”
1月23日清晨6点40分左右,Fagan在一个公寓楼外观察到两辆ICE车辆,便下车用手机开始拍摄,与特工保持至少15英尺的距离。来自盐湖城联合打击小组的驱逐官J.Y.和另一名特工立刻走向Fagan,举起手机拍摄她和另一名在场的观察者。当Fagan问J.Y.为什么拍她时,J.Y.的回答令人毛骨悚然:“Cause we have a nice little database and now you’re considered a domestic terrorist, so have fun with that.”(因为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小数据库,现在你被视为国内恐怖分子了,好好享受吧。)
J.Y.和另一名特工都录制了Fagan和她的车辆。另一名特工后来解释说,他拍摄观察者的脸和车牌是因为“他们把车停得离我们很近”。这些照片和视频后来被删除了,但Fagan拍摄的视频记录下了整个对话过程,视频在网上传播后引发了关注。J.Y.的上级J.R.说,他事后只跟J.Y.谈了一次,让他“注意自己说的话”,因为他的“玩笑没达到效果”。
政府在法庭上一直试图把这些事件描述为孤立的个别行为,声称DHS政策禁止这种做法。但随着证据开示的推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些行为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得到了上级的明确批准。
首先是信息收集的普遍性。特工们在政府配发的手机上routinely(常规性地)拍摄抗议者和观察者的照片、视频和其他信息,这些人往往被贴上“agitator”的标签。仅1月份四天的Signal加密聊天记录就显示,特工们收集和分享了数十人的照片或车牌号码,这些人的行为描述包括“录制”“拍照”“按喇叭”“跟随特工”等,全部属于受宪法保护的活动。特工D.L.承认自己在行动期间拍摄抗议者“几十次”,尽管他承认从未目睹抗议者有任何犯罪行为。
在明尼阿波利斯,这种做法甚至更加系统化。2026年1月12日,HSI指示明尼苏达州的特工使用一个在线表单来“收集所有关于酒店、煽动者、抗议者等的图像、车牌、身份信息和一般信息”,目标是把这些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表单中,而不是盲目地倒在Signal聊天里”。最终,被告方创建了多个电子表格来记录表单提交内容,还有一份“Master List of Agitators”(煽动者总名单),上面列着姓名和车牌号码。数十人被纳入这个追踪系统,而他们的行为往往纯粹是受保护的公民活动。
其次是恐吓手段的组织性。两种主要恐吓手段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一是用“国内恐怖分子”的标签威胁观察者,二是开车经过观察者的家进行骚扰。在被告方自己的Signal聊天记录中,特工们反复讨论开车经过观察者家的事。当一个小组报告说他们正带着观察者“兜风”时,行动指挥中心的回复是“Take em home”(带他们回家)。JOC和情报台的成员会向特工提供家庭住址,在一个案例中,甚至在特工确认不需要任何协助之后,仍在全行动范围的Signal群里明确鼓励特工“带”抗议者“回家”。
DHS的30(b)(6)证人在证词中说,带观察者回家的特工“是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行事,他们可以这么做”,还说用国内恐怖分子的指定来威胁人“可能是一种适当的降级技巧”。到目前为止被取证的两名主管都承认他们的团队参与了drive-by(开车经过骚扰)。没有任何一名主管纠正或谴责过特工的恐吓手段,也没有任何一名特工因此受到纪律处分。
法庭文件显示,行动领导层多次批准drive-by恐吓手段,JOC成员提供家庭住址,甚至在全行动Signal群里鼓励特工“Take em home”
DHS发言人对这起案件的评价是“meritless”(毫无根据),并称“这起诉讼的基础是一个谎言,即DHS运营着一个’国内恐怖分子’数据库”。前ICE代理局长Todd Lyons在2026年4月给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Maxwell Frost的回信中写道,ICE“不维护任何抗议ICE活动的美国公民数据库”,还说DHS没有为未被逮捕或拘留的人保留“单独的、独立的数据库”。
政府在法律文件中辩称,这些都是孤立事件,DHS政策禁止这种行为。他们说J.C.是为他认为“可能对执法人员构成威胁”的人创建记录,并且“没有试图将任何人提名到恐怖分子观察名单”。政府律师还声称J.C.否认提到过“国内恐怖主义观察名单”。
但这些说法与法庭上呈现的大量证据形成了鲜明对比。ICM记录确实存在,TECS同步确实发生了,边境扣留确实出现了,Signal聊天记录里“Take em home”的指令确实写着,特工们的证词也确实承认了这些行为。正如原告律师、Protect Democracy组织的JoAnna Suriani所说:“政府把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试图追究其责任的人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这正是我们请求法院制止的。”
这些做法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让普通人不敢再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Pantos在J.C.打电话给Williams之后,彻底停止了所有ICE观察工作。Williams短暂地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来也完全停止了。Hilton在Home Depot事件后几个月里限制了自己的观察活动,直到5月才逐渐恢复。Fagan则表示自己不再觉得观察和记录ICE官员是一件舒适的事。
这种寒蝉效应正是第一修正案所要防止的。当一个人因为拍摄执法过程而可能被标记为“国内恐怖分子”、被纳入边境筛查系统、被特工开车跟踪到家门口时,“观察和记录的权利”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法院在相关判例中早已确认,仅仅是被挑出来进行二次检查的可能性,就“足以合理地阻止”一个人行使受保护的权利。
这起案件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证据开示的范围非常有限,只覆盖了24支ICE小组中的2支。原告方指出,目前发现的不当行为可能只是冰山一角,24支小组中有23支的聊天记录尚未被发现。随着案件的推进,更多细节可能会浮出水面。
ICM数据库、TECS边境筛查系统、Accurint商业情报库、Mobile Query面部识别应用,组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大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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