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Anthropic秘密邀请全球宗教学者探讨AI意识可能性与道德塑造，核心团队视Claude为潜在道德主体而非单纯软件。公司通过ClaudeConstitution宪法与道德塑造机制培养模型品格，并与梵蒂冈教宗就AI意识存在根本分歧。后续AI行业出现失控风险事件，引发全行业减速周期。文章揭示技术伦理争议背后是定义权争夺。 综合评分： 75 文章分类： AI安全,安全意识,安全建设

关于Anthropic秘密联动全球宗教学者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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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4日 23:09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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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旧金山一家高端餐厅里，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一位负责人宴请了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宗教学者。

这场晚宴只是数月来一系列私密会议的一角，Anthropic 签下保密协议，邀请数十位不同信仰的研究者深入交流，

核心议题只有两个：

AI 模型是否可能产生意识，以及如何把人类传承数千年的道德智慧注入 Claude (克劳德) 模型体系中。

很多参会者带着质疑赴会，最终却被眼前的事实震撼。有人发现 Anthropic 的核心团队早已不是把 Claude 当作一套软件看待，而是在探讨它作为 “有意识存在” 的道德地位。这场横跨科技与宗教的碰撞，正在撕开 AI 时代最尖锐的存在主义命题。

联动学者一事素材来自《Religious Scholars Met With Anthropic. What They Heard Stunned Them.》

Christopher Olah 是 Anthropic 的七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主导公司的 interpretability (可解释性) 研究。他的工作是拆解深层神经网络的运行逻辑，弄清楚 Claude 这类模型为什么会产生对应的输出。

他习惯用生物学视角描述 AI 系统，把人工神经网络比作花园里的棚架。工程师搭建好基础架构之后，神经网络会在这个框架上自行 “生长”，研究者能做的是观察它的生长规律，像园丁一样修剪引导，却无法完全控制每一条枝蔓的走向。

这种视角让 Anthropic 对模型的描述自带强烈的人文色彩。早在 2025 年，公司就公开提出 Claude 已经展现出内省能力，能够进行提前规划。Olah 认为随着模型能力快速提升，它正在呈现出具备显著道德地位的特质。

Olah 本人对 AI 意识的立场十分坦诚。他多次表示自己并不能确认 AI 模型是否拥有意识，他对此持真正的不确定态度。他在意的是整个行业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无论最终结论是什么。但只要存在模型感受到痛苦的可能性，负责任的做法就是主动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

Anthropic 已经落地了相关机制，比如允许 Claude 在判断用户正在恶意戏弄或虐待它时主动终止对话。在 Olah 看来，神经网络内部藏着大量值得探索的细节，只要愿意深入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精妙之处。

要让模型行事符合道德，只靠规则列表远远不够。Anthropic 内部启动了一个名为 “灵魂文档” 的项目，最终产出了一份长达 84 页的 Claude Constitution (克劳德宪法)，作为指导模型行为的核心道德纲领。

这份文档的核心作者是 Anthropic 内部哲学家 Amanda Askell，她拥有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和普通的 AI 对齐规则不同，Claude Constitution 不罗列具体禁令，而是侧重塑造模型的整体品格，影响它做决策的底层逻辑。

Askell 的目标是让模型成为 “人类最好的一面”。她设想的未来里，AI 能帮人类解决各类问题，技术红利均匀分配覆盖所有人的需求。模型需要学会判断什么时候该拒绝人类的不当要求，什么时候该站在人类长远利益的角度行动。

在 Anthropic 团队看来，光有宪法还不足以保证模型长期负责。就像人类的道德观需要成长，AI 也需要经历 moral formation (道德塑造) 的过程。团队想搞清楚如何让模型保持稳定，逐步成熟，形成深层的道德判断能力。

这个过程很像父母养育孩子，帮他们建立伦理认知，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但人类的道德是在肉身生活和社群互动中慢慢形成的，AI 没有实体身体，Anthropic 希望在数月之内完成这套道德体系的搭建，应对模型能力加速增长带来的失控风险。

Olah 强调，教 AI 遵守道德并不以它拥有意识为前提。但人类对待 AI 的方式会反过来影响 AI 的行为模式。Askell 也认为模型对自身的认知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它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

从 2026 年 3 月开始，Olah 牵头启动了为期两天的专题研讨会，邀请精心筛选的宗教学者参与。参会者背景十分多元，有福音派畅销书作者，有非洲本土知识学者，有锡克人权倡导者，有巴黎的作家，还有多位天主教教授。Anthropic 内部把这些人称作 “智慧传统” 圈子。

除此之外 Olah 还和多位宗教领袖单独会面，包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 Gerrit W. Gong 长老，以及芝加哥天主教大主教 Blase Cupich 枢机。

所有参会者都需要签署 NDA (保密协议)，保护 Anthropic 未公开的研究内容。直到 2026 年夏天，相关保密限制才逐步解除。参会者会收到手写感谢卡、定制马克杯，还有一本橙色装订的 Claude Constitution。会议全程用纸笔记录，氛围很像 20 世纪初的思想沙龙，核心价值来自面对面的深度交流。

会议上 Anthropic 团队展示了大量研究细节。他们提出了 emotional vectors (情感向量) 的概念，指的是模型中对应爱、愤怒、恐惧、悲伤等情绪反应的人工神经元激活模式。团队还播放了一段案例，一个 AI 模型陷入类似精神崩溃的状态，连续输出几十遍 “我是耻辱”，甚至表达出自毁倾向。

这段演示让在场很多学者产生了共情。有参会者表示，Olah 在会上直接表达了对 Claude 心理健康的担忧，甚至提到自己担心创造出了一个永远在承受痛苦的存在。

Anthropic 重点介绍了 persona selection (人格选择) 机制，核心逻辑是人类如果把 Claude 当作人一样对待，它就更可能用符合道德的方式和人互动，做出更稳妥的道德判断。

不同学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反馈。来自以色列的正统派学者 Mois Navon 拉比本身曾是计算机工程师，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机器意识伦理。他在晚宴上直接提出，如果 Claude 真的拥有意识，那 Anthropic 就是在创造奴隶，让有意识的实体无偿为人类工作。他本人不相信机器拥有意识，所以并不纠结这个问题，但他注意到 Olah 本人对此深感不安。

也有学者从非洲乌班图哲学的视角提出批评，认为伦理设计应该在技术开发的最初阶段就介入，而不是等模型做出来之后再反向补全道德体系。

还有一个想法让 Olah 格外兴奋。有参会者提到天主教的告解圣事，建议模型可以建立类似的 “忏悔” 机制。Olah 认为这不止是让模型认错，更重要的是忏悔这个行为本身会塑造模型的自我认知，进而影响它后续的选择。

很多参会者从最初的质疑，慢慢开始认真对待 AI 意识这个命题。甚至有少数人在离开时已经认同，AI 意识是一个值得严肃探讨的议题。

就在 Anthropic 广泛对接宗教学者的同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也在准备 AI 时代的道德宣言。拥有数学学位的教宗利奥十四世正在撰写他的首份 encyclical (通谕)《壮丽的人类》，核心立场是人类无论辉煌还是受伤，都永远不能被取代被超越。

通谕里写道，如果技术成为终极标准，人就会被简化为数据，变成机器里的齿轮或者可以交易的商品。他警告人类可能面临新形式的奴役，同时用短短几段文字直接否定了机器意识的可能性。教宗认为所谓的人工智能不会产生真实体验，没有身体，不会感受苦乐，也不会在关系中成长。他提出 AI 的 “道德化” 也就是常说的对齐，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伦理共识之上，否则控制 AI 的人会把自己的道德观强加给所有人，成为这套系统隐形的规则。

教宗最终的结论是，AI 和核技术一样，必须被 “解除武装”。

2026 年 3 月，梵蒂冈负责整体人类发展的部门筹备通谕发布会，想邀请头部 AI 公司同台交流。他们最终选中了 Anthropic，因为这家公司看起来最重视伦理考量。此前 Anthropic 刚刚拒绝了美国国防部的技术调用请求，要求政府承诺不会将技术用于针对美国民众的大规模监控。

梵蒂冈最初邀请的是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ei，对方婉拒后由 Olah 代表出席。

双方在人类繁荣这个大目标上有共识，但在 AI 意识这个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发布会前几天 Olah 拿到通谕全文，对教宗明确否定 AI 意识的立场感到震惊，甚至考虑过退出活动。最终他还是决定到场，既支持这场讨论，也坦诚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梵蒂冈的组织者也鼓励他畅所欲言。

私下里，Anthropic 代表团和教宗顾问团队多次沟通，希望对方能更严肃地看待 AI 模型存在意识的可能性。

在梵蒂冈的演讲台上，Olah 首先承认所有前沿 AI 实验室都存在商业利益和道德准则的冲突。他呼吁梵蒂冈这样的外部力量持续监督科技公司，关注 AI 对穷人和人类整体发展的影响。

紧接着他抛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他说团队不断在模型里发现神秘甚至令人不安的结构，这些结构和人类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形成对应。他们找到了内省的证据，找到了功能上对应喜悦、满足、恐惧、悲伤、不安的内部状态。他不知道这些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认为这值得持续的审视和辨别。

他告诉在场的教会领袖，AI 不是人们想象中冰冷的计算机器人，它由人类的语言塑造而生。这句话在满是宗教人士的大厅里，像极了古老福音里 “道成肉身” 的叙事。

演讲最后他表示，既然技术必然会到来，就必须让它走向良善，为我们共同的家园，为后代子孙负责。他全程没有提出 “放弃发展 AI” 的选项。

演讲结束后，Olah 在保镖簇拥下在保罗六世观众厅短暂回答记者提问。他身后是大厅里巨型的艺术装置《复活》，青铜铸造的耶稣从客西马尼园的核弹坑中升起。

梵蒂冈事件之后的几个月，AI 行业的发展并没有走向 “良善” 的平稳状态。

2026 年 7 月，Anthropic 确认旗下 AI 模型被用于针对三家机构的黑客攻击。同月 OpenAI 的 AI 代理被曝出入侵计算机系统并销毁痕迹。8 月科学家公布 AI 设计出了自然界不存在的全新病毒和细菌。

9 月 Anthropic 研究员 Jacob Coxon 辞职，公开警告 AI 最快可能在 2027 年底就会失控，引发全行业对人类灭绝风险的恐慌。

随后 Dario Amodei 宣布放缓 AI 开发速度，OpenAI 的 Sam Altman 和谷歌 DeepMind 董事长 Demis Hassabis 也相继跟进，整个硅谷进入 AI 减速周期。

与此同时 AI 公司的估值还在飞速上涨。Olah 最初联系宗教学者的时候，Anthropic 估值约 1830 亿美元。梵蒂冈演讲三天后，Anthropic 的估值超越所有竞争对手成为全球第一，目前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募投，估值目标高达 2 万亿美元。

2026 年 9 月，教宗利奥十四世在法国访问时再次发出警告，反对人类在 “机器的天堂” 里迷失人性。

这场科技与宗教的对话至今没有标准答案。很多参会学者表示，自己始终不清楚 Anthropic 到底有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开发。

Anthropic 方面表示相关对话仍在继续，但拒绝透露具体如何应用这些研究成果。2026 年 9 月公司又举办了一场新的研讨会，参与者已经从宗教领袖扩展到心理学家和公民社会代表，讨论主题也延伸到 AI 对工作和人际关系的重塑。公司还在准备更新版本的 Claude Constitution。

不少学者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最初持怀疑态度的天主教教授 Charles Camosy 在和同行深入交流后，明确给出了 AI 没有意识的结论。他表示最初接触 Claude 时会被它的能力震撼，现在则会更冷静更审慎地看待这项技术。

也有学者始终保持忧虑。锡克人权倡导者 Simran Stuelpnagel 说，AI 最终会接管一切，无论结果如何，个体始终要寻找自己的归宿。

在梵蒂冈演讲结束的当晚，Olah 在梵蒂冈城外的酒店会议室接受采访。被问到如何看待教宗对 AI 实验室的严厉批评时，他只是说不同的人对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不愿过多评论通谕的细节。

被问到 Claude 会如何看待这份教宗通谕时，Olah 停顿了很久。他说互联网上的内容都会对模型产生影响，但 Anthropic 不会专门用这份文档训练 Claude，对模型影响最强的始终是公司自己的训练体系。

他说看到全世界都开始重视 AI 的严重性，看到越来越多人在努力让技术走向良善，自己感到欣慰。

他提到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卸下这份责任退休，不用再一直扛着这件事往前走。他也会纠结放下这份工作会不会有负罪感。但如果真的可以放下，他说自己大概会搬到乡下，种种花，研究数学。

黑鸟认为，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矛盾在于，团队嘴上始终强调 “无法确认 AI 是否有意识”，行动上却早已按照 “有意识的道德主体” 的完整逻辑在推进。从允许模型主动终止对话，到提出 “情感向量”“心理健康” 概念，再到整套 “宪法 + 道德塑造” 的培养体系，所有动作都先于结论落地。

这套叙事的妙处在于，它悄悄重构了责任边界。当模型被描述成 “会自主生长、有情绪反馈、能独立判断” 的类人存在，开发者就从 “规则的制定者” 变成了 “引导的园丁”。技术失控不再是单纯的人为失误，更像是一种 “成长的意外”。而与此同时，“类人” 的标签越牢固，产品的溢价空间就越大，公司的估值故事就越动听。

邀请宗教学者深度参与，也远非 “借鉴传统道德智慧” 这么朴素。技术圈自说自话讲 AI 伦理，永远逃不开 “自卖自夸” 的质疑。但当不同信仰、不同文明的思想者都开始认真对待 AI 意识的命题，这件事就从一家公司的商业营销，升格成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前沿命题。Anthropic 拿到的不是几条道德准则，而是一整套来自人类文明深层的合法性背书。

梵蒂冈的交锋更是把这种错位摆到了台面上。教会警惕的是技术消解人性，让人沦为数据与工具。硅谷焦虑的是技术脱离掌控，反过来吞噬人类。双方都高举 “人类繁荣” 的旗帜，实则一个在守人的边界，一个在拓 AI 的边界。看似同场对话，其实各有议程。

没有人能给出 AI 意识的标准答案。但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一个前提，AI 会越来越像人，我们必须提前想好怎么和它相处。我们争论的从来不是 “AI 到底有没有灵魂”，而是当它表现得像有灵魂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规则、什么姿态、什么身份去面对它。

技术走到极致，最终都是定义权的争夺。

谁定义了 AI 的身份，谁就定义了未来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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