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证据曝光：埃克森美孚的气候承诺，连自家科学家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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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1日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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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或许是世界开始正视气候变化的一年，那年6月，NASA气候学家James Hansen在国会作证，直言气候正在变暖，只要人类继续把化石燃料产生的污染排进大气，变暖就不会停下；几个月后，联合国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也就在联合国表决前几周，埃克森公司研发部门的主管Frank Sprow给同事发了一份内部备忘录，警告说，一旦全球形成共识、决定采取行动遏制温室气体效应，埃克森将面临“重大负面影响”。

图1 埃克森美孚位于得克萨斯州贝敦（Baytown）的炼油厂（图源：Jason Fochtman/Houston Chronicle via Getty Images）

这份备忘录属于马萨诸塞州2019年对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提起的诉讼，是今年早些时候低调公布的一批从未公开的文件之一；《华尔街日报》2023年引用过它的片段，全文从未刊出。同期公开的文件里，还有埃克森科学家质疑公司气候解决方案的最新证词，涉及藻类生物燃料和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多数内容是第一次见诸报道。专家说，这批材料补全了埃克森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内部决策的诸多细节，而它们出现的时间点，恰逢石油行业站在风口浪尖。

这桩案子牵涉的机构不少，黑鸟认为把它们的来头捋一遍，读起来会更清楚。

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

1999年11月30日，埃克森与美孚合并成埃克森美孚，两家前身分别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帝国拆分后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和纽约标准石油，合并后长期稳居全球最大上市石油公司之列。它正是本案被告，一直否认误导公众和投资者，在年度证券文件中称诉讼的“法律和事实理论站不住脚”。

森科能源（Suncor Energy）

加拿大油砂行业的巨头之一，总部在卡尔加里，1979年由太阳石油的加拿大业务与加拿大油砂公司合并组建，2009年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后体量进一步扩大。科罗拉多博尔德案的被告名单里有它，这次和埃克森一起请求最高法院叫停诉讼。

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API）

1919年成立的全国性行业协会，代表美国油气行业从开采、炼制、运输到销售的整条产业链，也是重要的行业标准制定机构。1997年，它的一场气候指导小组会议被埃克森写进备忘录，成为后来指控中的关键一环。

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CEI）

1984年创立的自由市场导向智库，主张小政府、少监管。埃克森当年计划资助CEI学者Jonathan Adler（如今已是威廉与玛丽法学院教授）的气候项目，还要求把项目焦点收窄到气候政策对个人和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上。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

1943年成立的保守派智库，倡导自由企业与有限政府，是美国政坛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政策研究机构。1997年，API继续与它合作，安排一场围绕经济学家联名信的研讨会，目标据备忘录记载是防止那封信被“滥用”。

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

1971年由消费者运动代表人物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创立，总部在华盛顿，长期盯着企业问责、消费者权益和公共健康。文中引用的Aaron Regunberg是它的气候问责主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设立，负责定期评估气候变化科学，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依据。它成立的同一年，埃克森内部备忘录已经预见到减排行动可能带来的冲击。

Inside Climate News

2007年创立于美国的非营利调查新闻机构，专注气候、能源与环境报道，2013年凭油砂管道泄漏调查拿到普利策全国报道奖，2016年又凭埃克森系列调查入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本文的事实基础来自它的报道。

斯坦福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Global Climate and Energy Project，GCEP）

2002年由斯坦福大学与多家能源企业共同发起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埃克森美孚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是出资最多的企业；2005年埃克森发言人宣称的“投入巨资支持大学研究”，其中就包括这个项目。

其实更早，1979年到1982年间，埃克森的科学家就在公司Esso Atlantic油轮上研究过二氧化碳排放的风险。到1988年11月，也就是Hansen作证五个月后，Sprow提交了备忘录草稿；当时全球减排压力正在逼近，他写道，公司围绕“温室气体”（Greenhouse）的研发应当服务于两个首要目标，一是“保护我们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的价值”，二是“保住埃克森的商业选项”。

图2 1979年至1982年间，埃克森科学家Ed Garvey（左）与Richard Werthamer在公司的Esso Atlantic油轮上研究二氧化碳排放风险（图源：Richard Werthamer）

具体怎么做？Sprow列了一份相当细致的议程。气候建模是气候科学的关键环节，他认为“站在这场建模工作的最前沿”可能很重要，建议资助一流建模中心的在编人员（比如普林斯顿），或者派自己人去这样的中心工作；替代能源技术也要盯紧，核能、太阳能、生物燃料都在清单上，搞清它们作为化石燃料替代方案的可行性，或者为将来可能的业务发展做准备。最后他补了一句，埃克森可以在这些领域寻找“研究突破”，让突破与公司业务方向对齐。

Sprow没有回应Inside Climate News的采访，但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这份备忘录后来被采纳为公司政策。迈阿密大学环境科学与政策副教授Geoffrey Supran长期对比埃克森的公开表态和内部文件，也参与过相关气候诉讼的专家工作，他的评价很直接：“整本策略手册，一页就写完了。”

马萨诸塞州这起案件的切入点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主张埃克森欺骗了本州消费者和投资者，让公众以为公司在认真采取行动遏制变暖，而这些努力更多是公关表演，不是真动作；州政府要的是罚款，外加一道禁止埃克森继续此类被指欺骗性做法的禁令。

这批新文件，正是在一个程序性争议中交到法院的，双方争的是埃克森该不该交出更多文件和证词，争议本身就能说明不少问题。公益组织Public Citizen的气候问责主管Aaron Regunberg说，石油公司拼命阻止案件进入证据开示阶段（discovery，庭审前交换证据的程序），正是害怕公众看清真相；在他看来，公众目前看到的只是证据的“冰山一角”，“他们手里还压着多少报告？”

大多数类似诉讼的逻辑是这样的，石油公司早就知道产品的风险，却一边公开质疑气候科学，一边阻挠减排努力，因此应当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越来越高昂的公共成本买单。美国过去五年里有四年的气候灾害成本超过100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接近190亿美元；公司否认误导过公众或投资者，在年度证券文件中回应称，这些诉讼的“法律和事实理论站不住脚”，是利用法院系统篡夺政策制定者角色的不当尝试。

藻类燃料是埃克森多年来的宣传重点，公司高调展示藻类制燃料的研究，称其有望成为石油的可持续替代品；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援引内部文件报道，埃克森科学家告诉高管，公司设定的目标根本不可行。马萨诸塞州案的新披露补上了更直接的证据，一位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的证词摘录。

2018年，埃克森发布新闻稿，预计“到2025年每天可生产10000桶藻类生物燃料”。当被问到这份新闻稿是否有误导性时，这位科学家回答“是的”，还补了一句：“里面的每一条都明显是假的。”他作证说，每天10000桶的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而且早在新闻稿发布前，他就把这个判断告诉过公司里的人；另一次，埃克森公开宣称取得突破的一项藻类研究，在他嘴里是“死胡同”。

后来埃克森悄悄终止了藻类研究，却继续把碳捕集与封存当作气候解决方案来推广；新文件显示，公司内部对这项技术同样心里有数，它很难成为可规模化的减排方案。

2014年，一份介绍埃克森碳捕集投资组合的演示材料，用一整页罗列了实现商业规模的障碍：大规模部署需要“巨额投资”，最终封存速率要达到“与当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相当”的水平，成本高企，又没有市场化的激励。

三年后，另一位埃克森科学家被同事拉去为这项技术录制广告，他注意到公司自称碳捕集领域的领导者，却坦言自己对这个说法“不太买账”。当时埃克森的碳捕集业务基本局限在天然气处理厂，把天然气中的温室气体剥离出来，再注入油气田；他说，这套技术和公司向电厂、工厂推销的碳捕集“完全是两码事”。这位科学家最终还是出现在了广告里，只是只谈自己正在进行的碳捕集研究，绝口不提“领导者”三个字。

更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份2017年的演示材料，藻类和碳捕集的广告位列公司表现最好的广告，被称作“全能冠军”（All-Around Winners）。2021年，埃克森仍在推广碳捕集，一份针对政治和金融领袖的广告活动内部演示写道，目标是让公众“相信埃克森美孚致力于帮助解决气候变化”，并证明公司与碳捕集“在向低碳能源系统过渡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同份材料里列出的休斯敦碳捕集枢纽方案，公司如今已经不再提。

1990年代末，埃克森和其他石油公司开始卖力地让公众和官员相信，为限制气候污染而出台政策，会让社会付出沉重代价。新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总结了1997年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API）一个气候指导小组的会议，几乎把整套策略的关键要素写全了。

当时各国政府正准备在京都谈判一项国际气候协议，指导小组建议API继续“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强调相关政策的高昂经济成本”，同时“避免被迫达成妥协”；备忘录还引用了民意调查，看看哪些论点“能在公众中引起共鸣”。记录显示，埃克森计划资助自由市场导向的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CEI）学者Jonathan Adler的气候项目，并要求他把“项目焦点收窄”，集中在气候政策对个人和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上；备忘录还提及草根动员、与工会的合作，API继续与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合作，安排一场围绕经济学家联名信的研讨会，目的是“防止这封信被支持者滥用，或被用来推动近期行动”。

Supran的解读是，这些策略“利用并武器化专家，让否认得以延续”，“整本策略手册，一页就写完了”。Adler如今是威廉与玛丽法学院教授，他否认自己当时在助推气候否认，说自己当年在CEI的工作“聚焦于准确、正确、与组织创立原则一致的内容”；有趣的是，今年他还为Boulder一案提交了支持性意见，主张该案的诉求不应被联邦法律优先排除，应当回到州法院审理，只是没有就Boulder主张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态。

2005年，埃克森因为资助质疑气候科学的团体而遭批评，一位发言人告诉《琼斯母亲》杂志，公司认为“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科学证据仍无定论，研究必须继续”，同时强调向大学研究项目投入巨资，包括计划向斯坦福大学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投入1亿美元。第二年，马萨诸塞州案的文件显示，有人为这位发言人安排了一场会面，对象是两位自称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人。

到了2010年代，埃克森的公开立场开始松动，科学界的结论越来越硬，美国又在2015年加入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继续公开质疑科学已经站不住脚；颇具戏剧性的是，遵循Sprow当年的建议，公司还真派了一位研究科学家参与IPCC的工作。为了回应股东对公司没有为气候风险做好准备的不满，埃克森着手搭建“气候风险矩阵”；2016年，这位参与联合国气候小组工作的科学家警告同事，气候临界点（climate tipping points）的发生概率“知之甚少，但预计会随温度升高而上升”，还说放任排放会让2040年之后的升温影响不断加大，临界点一旦触发，冲击“将显著大于”升温的直接后果。

可即便如此，马萨诸塞州案显示，埃克森仍在推销自家科学家认为难以商业化的方案，而绝大部分资金还是流向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还计划到2030年把油气产量扩大15%以上。

这场诉讼眼下正站在关键节点，本周，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了埃克森与Suncor Energy的主张，两家公司要求叫停科罗拉多州Boulder市和县提起的诉讼；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决定二十多起针对石油公司的诉讼还能不能继续推进。一边是节节攀升的极端天气账单，一边是创纪录的利润，还有多少文件会被迫公开，公众还能看到多少真相？答案或许就藏在下一批案卷里。

图3 最高法院审理Suncor诉Boulder案期间，民众在法院前举着“BIG OIL LIED. NOW, THEY NEED TO PAY.”的标语抗议（图源：Jim Watson/AFP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