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研究】

电子物证

2026年10月9日 16:10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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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省刑事法治研究会，作者：潘宇星

摘要

数字时代电子数据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关键证据，但其虚拟化、易流转的特征给证据审查带来挑战。鉴真规则是电子数据取得证据能力的前置要件，用以核验证据的同一性、完整性与流转连续性。我国已形成多层级的电子数据鉴真规范体系，但仍存在规范碎片化、核心概念模糊、补正规则边界不清、证明责任缺位等立法缺陷；司法实践中还出现鉴真对象错配、保管链条不完整、见证人制度虚置、庭审质证流于形式、证据排除规则落实不足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提出，从立法上整合现有规范，厘清鉴真的证据准入定位，构建分层鉴真规则；司法层面完善证据保管留痕机制，推动鉴真审查庭前前置，区分绝对与相对鉴真不能，细化瑕疵证据裁量标准，以此平衡犯罪打击与程序保障，推动我国电子数据证据规则精细化发展。

关键词：刑事诉讼；电子数据；鉴真规则；证据准入

一

引言

数字时代下，无论是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还是盗窃、毒品犯罪等传统犯罪，案件联络记录、资金流水、作案痕迹等关键事实大多依托电子数据留存。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设备日志、云端数据等电子数据贯穿刑事诉讼全流程，已然成为刑事司法中至关重要的证据类型。相较于传统实物证据，电子数据以代码形式存储，不存在专属物理外观，可无痕篡改、删除，且数据与存储介质可相互分离，原件与复制件无法通过肉眼区分真伪，法官难以直观判断电子数据来源是否合法、流转链条是否完整。

鉴真规则是把控证据准入资格的前置规则，用以核验证据来源同一性、内容完整性与流转连续性。传统物证可凭借自身物理特征完成鉴真，而电子数据无独有物理标识，必须依靠专门程序与技术手段开展鉴真。我国先后出台2016年电子数据专项规定、2021年公安电子取证规则及2023年新版刑诉法司法解释，搭建起以保管链、完整性校验、笔录佐证为核心的电子数据鉴真规范体系，明确了电子数据全流程取证与审查要求。

但当前司法适用仍存在诸多困境：理论上混淆证据能力层面的鉴真审查与证明力层面的真实性审查，造成鉴真程序功能错位。同时公检法三机关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庭审鉴真质证流于形式，瑕疵证据裁判标准不一，类案不同判问题频发。

对此，本文厘清电子数据鉴真法理定位，剖析规范缺陷与实务难题，构建适配不同取证场景的分层鉴真规则，规范侦查取证行为，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平衡打击犯罪与程序保障双重价值，为我国电子数据证据规则精细化完善提供理论与实务支撑。

二

电子数据与鉴真规则的界定

前文已然阐明，电子数据作为刑事司法核心证据类型，因虚拟化、易篡改、原件与复制件难以区分等特殊属性，无法沿用传统实物证据的鉴真逻辑，必须依托专门鉴真规则完成证据合规性审查，且当前我国电子数据鉴真司法适用仍存在理论混淆、裁判标准不一等现实困境。欲厘清上述实务难题、完善电子数据鉴真适用体系，首要前提是夯实理论基础，精准界定电子数据的核心内涵、独有特征以及鉴真规则的法理要义与核心边界。为此，本章节将阐释电子数据的法律定义、发展演进与典型属性，明确鉴真规则的概念、规范内涵与适用逻辑，为后续剖析司法适用困境、构建分层鉴真规则奠定理论根基。

（一）电子数据的界定

电子数据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生成，属于特殊证据类别。和传统证据相比，该类证据具备数字化、虚拟化双重独有属性，存储于由二进制数字0、1搭建而成的无形数字场域，办案人员无法通过物理触碰直接感知；想要依托电子数据还原案件客观事实，必须依靠电子设备这一数字化媒介载体。当下数字化信息渗透于日常生活各处，结合电子数据被纳入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体系的进程与节奏来看，其在证据法学体系内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现阶段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和电子数据在存储介质、核心本质属性层面高度趋同，二者内涵基本一致，在理论与实务中可相互替换使用。2012年之前，学界与司法文件长期交叉混用“电子证据”与“电子数据”两组专业术语。直至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把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后，后续出台的各类司法办案指引均统一采用“电子数据”这一规范表述。

国内司法规范首次对电子数据作出明确定义，见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将电子数据界定为能够还原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类电子化材料，同时罗列了彼时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数据类型。此后数十年，伴随信息技术迭代与社会发展，电子数据的定义边界不断细化清晰，各类办案规范列明的数据覆盖范围也持续拓展。举例而言，对比2016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以及2021年检察办案规范第二十七条对电子数据内涵的界定能够发现，2021年检察规范进一步拓宽了电子数据的涵盖范畴。该规范拆分细化了2016年电子数据规定第三条、第四条内容并作出重点扩容，新增文件附属记录、操作工具相关信息等全新数据类型。电子设备持续更新、全社会科技水平稳步提升，使得立法与司法工作者对电子设备运行逻辑、电子数据存储呈现形态等内容形成更为全面、精准的认知。由此能够预判，电子数据的概念内涵还会伴随时代持续完善。

系统性是电子数据十分突出的典型特征。完整的电子数据由数据电文证据、附属信息证据、关联痕迹证据三部分共同组成，三类内容相互结合形成有机统一整体，协同还原案件完整事实。这一系统属性决定了任何一份电子数据都无法单独、割裂存在，其始终嵌套在复杂庞大的信息网络之内。办案人员通过解析信息交互留下的各类痕迹，能够完整梳理文件生成、修改、流转的全过程。电子数据生成的同时会同步产生附属信息与关联痕迹，一旦原始电子数据被改动，配套的附属记录、操作痕迹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依托电子数据的系统属性，能够得出和大众固有认知完全相反的结论：电子数据实际上具备较强稳定性。大众普遍存在刻板印象，认为电子数据极易篡改、证明效力不稳定，但客观来看，相较于传统证据，电子数据的伪造行为反而更容易被识别。电子数据每一次生成、修改都会留存对应的附随信息，若想要篡改核心数据，就必须同步改动配套的附属信息与关联痕迹，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毫无破绽的电子数据伪造情形。即便行为人同步修改虚拟空间内的主数据文件、附属信息与操作痕迹，也难以同步抹去物理层面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实物物证等各类佐证线索，完全不留篡改痕迹。因此，单纯将电子数据视作孤立、易损毁、证明力薄弱的证据存在认知偏差。电子数据如同海面冰山，仅有小部分冰体裸露于水面，办案人员可依托可见的表层数据，推演数据生成、变动背后的完整脉络，案件侦破的核心，就在于司法工作人员能否充分挖掘各类配套信息，还原数据背后隐藏的案件事实。

（二）鉴真规则的界定

国内知名证据法学者张保生教授翻译《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时，首次提出“鉴真”一词。学界还衍生出确证、鉴证、证真、鉴识、验真等不同译法，如今“鉴真”已成为业内通用、公认的标准概念。其英文原文Authentication，含义为确认材料形式真实、证实载体本身客观真实。麦克密考指出，鉴真属于所有书证、物证进入法庭举证的前置审查流。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901至903条统一规定鉴真规则，条文最初针对实物证据设计，同样约束电子证据鉴真；2003年8月新增902 (11)、902 (12)专门规制电子证据鉴真事项。901 (a)作为总括条款明确：鉴真、辨认是证据可采的前置要件，举证人只需提交充分材料，支撑法官认定证据与其主张的原始材料同一，即完成鉴真义务。

如果要理解 901(a)的规定，可以结合以下中国的案例进行分析：2018年1月，通化市某公安分局接到报案，74岁的被害人白某在其经营的蔬菜店内遇害。公安机关开展现场勘查后确认，白某系头部遭斧头击打而死亡。侦查人员于案发次日在案发现场周边找到一袋散落的橙子，随即对该物证进行提取并移交检验鉴定。侦查机关在盛装橙子的塑料袋表面，仅获取到一枚完整清晰的指纹，经比对，该指纹和雍某左手食指指纹同一。通化市人民检察院以此为主要依据提起公诉，指控雍某因和被害人发生言语冲突，持斧头击打白某头部，最终造成被害人死亡。但本案最重要的作案工具斧头已然灭失，案件诉讼过程中先后出现两次死刑缓期执行以及一次死刑的裁判结果。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全案其余争议要点进行审查后，于2015年作出认定：涉案橙子属于本案重要物证，但该物证未能完成鉴真程序，现有全部证据无法满足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应当宣告雍某无罪。

庭审阶段，公诉方当庭提交一袋橙子，主张袋内橙子以及外包装塑料袋均来源于案发现场。从鉴真规则的内涵来看，只有当庭出示的实物确系被告人于作案现场所遗留，该物证才能够满足证据的关联性与同一性要求，这便是物证鉴真的应有之义。但在该案中，公诉机关难以证实法庭出示的橙子就是侦查阶段自案发现场提取的原始物证，直接致使当庭出示的证物与现场提取的物证不具备同一性与关联性，形成物证鉴真不能。

控诉机关倘若无法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当庭举示的物证就是被告人遗留在犯罪现场的橙子，就不能排除物证遭到替换甚至伪造的可能性。当物证来源存疑且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时，就应当否定该物证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其不具备证据法上的关联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本案存在物证鉴真不能的情形，据此改判雍某无罪。

综上，鉴真规则立足于证据形式真实与关联性，是判断证据能否具备证据能力的前置规则，通过证实当庭证据与原始涉案材料同一、真实，从而获得法庭采信。

三

我国的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现状

通过前文对电子数据核心内涵、典型特征以及鉴真规则的界定可知，电子数据兼具数字化、虚拟化与系统性等特殊属性，区别于传统证据的形态与证明逻辑。而鉴真规则作为证据取得法庭可采性的前置审查要件，是核验证据真实性、关联性的核心准则，二者的适配适用是网络犯罪案件司法裁判的关键所在。电子数据无形、易流转、依托设备存储的独特属性，对常规鉴真流程与审查标准提出了全新挑战。在明晰电子数据与鉴真规则基础界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探析我国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立法规范内容与司法适用实况。

（一）立法层面：《检察院规定》的出台与取证引导规则要旨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线上社交、办公与交易模式全面普及，依托电信网络实施的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工作报告统计，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并提起公诉的网络刑事案件共计14.2万人，案件涵盖电信网络直接犯罪、网络关联上下游黑灰产业链犯罪全类型，案件起诉人数较上一年度涨幅高达47.9%。当下网络犯罪作案手法持续翻新，犯罪模式愈发隐蔽多元，完整成熟的网络黑灰产生态链条已然形成，不仅持续侵害普通民众人身与财产合法权益，更对国家网络安全、社会治安稳定带来极大冲击与潜在风险。

电子数据是网络刑事案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证据种类，电子数据取证、固定、封存、保管全流程的规范性，直接决定案件裁判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反观过往司法实践，刑事案件电子数据侦查取证工作长期存在程序疏漏与操作不规范问题：部分侦查人员仅针对性提取涉案电子数据，却未依规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在扣押具备联网功能的涉案电子设备时，未第一时间开展断网、屏蔽信号等防护操作。取证流程的程序性瑕疵，极易导致电子数据证明力受损、证据资格灭失，最终无法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此类程序违法问题不仅造成司法人力、物力资源无端消耗，拉长案件办理周期，也大幅降低了整体刑事诉讼办案效率。

鉴于此前多部电子数据相关办案规范施行年限已久，学界实务界针对旧规范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本文仅聚焦2021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下文简称《检察院规定》）展开专项解读。

当下公安、检察、法院各司法机关均结合自身办案职能，出台适配本机关工作流程的电子数据取证审查细则，司法机关专项立法已成趋势。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专门组建专项条文起草工作组，经过多轮实地调研、实务座谈与条文修订，正式在2021年1月22日发布《检察院规定》。该规范全文共计七章六十五条，围绕网络犯罪办理全流程作出细化规定，核心板块包含侦查阶段取证引导、电子数据合法性与真实性审查等关键内容。

本次新规最大亮点在于增设独立章节专门规制侦查引导取证工作，规范第2章第12条至第16条共计五个条文，系统细化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规范取证的工作职责。其中第15条列明六项具体取证指引要求，结合实务办案场景可整合划分为三大核心内容：第一，针对涉案电子存储设备与存储介质，检察机关应当督促侦查人员在具备扣押封存条件时，第一时间完成原始介质与设备的扣押封存工作；针对具备联网功能的智能涉案设备，必须引导办案人员及时断电、屏蔽网络信号，从源头避免远程数据篡改、数据自动更新等风险。对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10条、11条内容能够清晰看出，《检察院规定》第15条立足检察监督视角，针对性补齐了公安前端电子取证环节长期存在的程序漏洞。第二，针对动态变化类电子数据，检察机关需督促侦查机关完成即时固定提取。账号信息、网络动态数据、依托特定网络环境生成的电子数据具备极强的易灭失性，系统后台会实时记录程序运行轨迹与行为人网络操作痕迹，若取证工作存在延迟，关键涉案数据极易自动清除，直接造成证据永久性灭失。第三，针对案件配套物证、书证等传统实物证据，检察机关应当引导侦查人员同步完成提取与妥善保管，实现实物证据与电子数据双向印证、相互补强，完善全案证据链条，助力司法机关完整还原案件客观事实。

（二）司法层面：我国电子数据鉴真规则适用的典型案例分析

谈及电子数据鉴真司法适用的典型案例，2016年快播公司及王欣等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最为典型，该案引发广泛社会讨论，也被称作我国“电子证据鉴真第一案”，集中暴露了国内电子数据取证与鉴真环节的诸多实务漏洞。本案中控方提交四台涉案服务器，服务器内淫秽视频占比超70%，控方试图凭借该组证据证明快播公司存在传播淫秽物品的客观行为，同时印证其主观明知的犯罪故意。控辩双方围绕服务器的来源、证据保管链条展开激烈质证，辩方全面质疑证据取证程序瑕疵：服务器初始锁定流程不明、公检法机关证据移送缺少法定手续、服务器开箱无监管人员见证、司法鉴定人员无对应资质，且侦查机关未对服务器完成查封拍照与物品登记工作。不难看出，辩方全部质证意见均指向电子数据提取与保管两大环节，该案核心争议本质就是电子数据鉴真问题。

法院最终采信了涉案服务器电子数据，主要依托司法鉴定意见完成证据补强：鉴定结果显示涉案服务器IP地址与快播公司IP地址一致，硬盘无后期数据篡改痕迹。但该种依靠司法鉴定兜底鉴真瑕疵的裁判方式，遭到多位证据法学者的批判。陈瑞华教授认为，在服务器原始来源、完整保管链条都无法查清的前提下，后续针对数据内容开展的司法鉴定毫无实质价值，无法弥补前端鉴真缺陷。刘品新教授虽认可司法鉴定可作为鉴真辅助手段，但针对本案鉴定意见提出四大关键疑点：一是服务器存在8个IP地址，无法排除其他使用者的嫌疑；二是鉴定仅核查文件时间属性，未全面检测数据碎片、存储规律，无法彻底排除外部拷入、私自修改数据的可能；三是设备硬件时间可人为更改，无法与客观物理时间完全对应；四是IP、系统时间数据存储于系统盘，淫秽视频存储于独立数据盘，无法证明全部硬盘数据均归属于快播公司。依据2013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后文简称《刑诉法解释》）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存疑电子数据可通过鉴定检验消除瑕疵，但鉴定必须建立在合法取证的基础之上。本案鉴定意见说理模糊、疑点未得到合理解释，并未真正完成证据释疑。即便办案人员称受客观条件限制，本案仅能依靠鉴定意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鉴真标准，但按照《刑诉法解释》第94条规定，真伪不明、无法完成鉴真的电子数据，应当直接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快播案暴露出的鉴真乱象，直接推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出台《电子数据规定》，新规出台时间与本案一审时间高度重合，是司法机关针对该案电子取证不规范问题作出的制度补救。但该规范仍存在短板，其允许通过合理解释、程序补正修复鉴真不能的电子数据，过大的补正裁量空间，会让大量不合格电子数据流入庭审，损害司法公正。快播案与《电子数据规定》是我国电子数据鉴真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后续陆续更新的各类办案规范，也说明我国电子数据鉴真规则仍在持续完善之中。

四

我国刑事电子数据鉴真规则存在的问题

自2010年开始，鉴真规则逐步进入我国证据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视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相较于其他热门证据规则，鉴真规则在理论体系建构与司法实践适用层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尚未形成成熟、完备的系统化规范体系。尽管我国电子数据鉴真制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该规则体系仍存在诸多有待补齐的漏洞与缺陷，具备进一步优化完善的空间。

（一）立法层面：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制度缺陷

我国刑事鉴真规则的立法体系，有关电子数据鉴真的条文分散在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当中。尽管从数量上来看，针对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条文并不少，但是因为各司法部门制定办案规范的标准不尽相同，各文件之间的规定衔接也不够流畅。

第一，多部门规范各自为政，条文衔接协调不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足本机关诉讼职能分别出台取证、审查类规范，更多聚焦自身办案环节，尚未形成贯穿全诉讼阶段统一的鉴真标准。公安规范偏向侦查前端的数据提取、介质封存，检察规范重在侦查引导与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核查，二者在原始介质封存、联网设备信号隔离等鉴真前置要求上表述存在差异，直接造成司法适用上的分歧。

第二，核心法律概念界定不清，未区分载体鉴真与数据内容鉴真。现行立法没有吸收域外成熟的鉴真理论，未对保管链条完整性、电子数据同一性两大核心鉴真要件作出清晰界分，长期混淆存储载体真伪和电子数据内容真实性，这也是快播案中依靠司法鉴定弥补保管链条缺陷却饱受学界批判的制度根源。

第三，程序补正规则边界不明，不当降低证据准入门槛。现有规范允许对存在鉴真瑕疵的电子数据进行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但并未划定补正的适用边界，没有区分轻微程序瑕疵与根本性鉴真不能。对于证据来源不明、保管链条断裂、同一性无法确认的电子数据，本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实践中却常通过笼统的合理解释予以采信，弱化了鉴真作为证据准入门槛的制度功能。

第四，鉴真环节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存在立法空白。现行规范没有分配控辩双方在鉴真中的举证义务，也没有明确电子数据鉴真应当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实务中在高度盖然性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摇摆，裁判尺度不统一，加剧电子数据审查认定的混乱。

（二）司法层面：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实践适用困境

立法层面的制度缺陷传导至司法实践，使得电子数据鉴真在证据构建、庭审适用中暴露出多重现实难题。

首先，司法实践中鉴真对象错配问题突出。办案人员常常以存储载体的鉴真替代全部鉴真审查，完成原始介质扣押封存即推定电子数据真实，忽视电子数据本体以及数据内容层面的鉴真。电子数据可以脱离物理介质独立迁移流转，载体真实不等于内部电子数据真实，只核验存储介质，无法完成对电子数据本体、内容真实性的完整审查，造成证据链条构建先天不足。

其次，证据保管链条机制存在漏洞。对比域外证据标签全程留痕的模式，我国仅确立证据封存规则，依据 2016 年《电子数据规定》第 8 条、2019 年公安取证规则第 11、47 条，规范仅要求封存状态完好、无拆封痕迹。但鉴定环节需要拆启封存封装，拆封之后数据面临被篡改风险，现行规范并未设置拆封后保障数据真实性的配套机制；同时没有建立完整的保管链条记录，仅要求取证阶段制作笔录清单，并未强制记录所有接触证据的人员信息，证据保管流程存在制度漏洞。

再次，取证见证人制度容易流于形式。按照 2016 年《电子数据规定》第 15 条及 2019 年公安取证相关规定，现场、远程勘查提取电子数据应当有见证人在场（线上远程提取除外）。但电子取证专业性强，《刑诉法解释》仅对见证人作普通身份要求，不要求具备相应专业能力，导致见证人难以对取证过程开展实质监督，制度监督功能虚置。

最后，庭审阶段鉴真适用机制运行不畅。一方面法官存在回避专门审查的倾向，面对疑难案件更倾向援引传统证据规则处理案件，消极回避电子数据鉴真问题；即便作出采信或者排除的认定，裁判说理也较为笼统模糊，容易引发当事人对裁判公正性的质疑。另一方面鉴真程序启动规则不完善，法律赋予法官、检察官启动鉴真的权力，但未明确具体启动阶段，法官裁量空间过大。司法实践多是辩方提出真实性异议之后，才责令控方开展举证，庭前前置鉴真审查普遍缺位，大量存疑电子数据直接进入庭审，干扰案件事实认定。此外，鉴真不能的证据排除规则落实不到位，《刑诉法解释》《电子数据规定》虽规定真伪无法确认的电子数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但条文表述宽泛，司法实践中出于打击犯罪的考量，加之各地法官对碎片化规范理解不一致，法官极少直接排除存疑电子数据，大量本应排除的证据得以作为定案根据，出现应当排除而不排除、变相处理证据的司法乱象。

五

完善我国刑事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建议

综合前文对现存制度与实践问题的梳理可知，伴随网络犯罪案件逐年攀升，我国现行电子数据鉴真立法规范已无法适配网络犯罪治理与预防的现实司法需求，因此，健全和优化电子数据鉴真法律体系已是当下司法规制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国可将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体系化、规范化建设作为核心发展方向，同时配套完善相关立法细则与制度机制，搭建全方位、系统化的电子数据鉴真规则体系，助力网络犯罪的有效惩治与规制。本文将结合司法实际，提出一系列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优化建议，为完善我国电子数据鉴真制度提供参考。

（一）立法层面：构建体系化的电子数据鉴真规则体系

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首要之举是补齐立法短板，破除当前规则分散、标准不一、概念模糊的制度困境，搭建统一、完备、可落地的规范化立法体系。我国现行电子数据鉴真规则多为低位阶司法解释与部门规章，缺乏精细化、体系化的程序设计，且公检法各机关规范各自为政、衔接不畅，极易引发司法适用分歧，无法适配复杂网络犯罪案件的办案需求，因此亟需对现有立法进行整合与优化。

首先，整合规范条文，实现规则体系统一化。可参照域外成熟证据立法模式，增设电子数据鉴真独立章节，系统整合零散的鉴真相关条文，统一专业法律术语，彻底解决规范碎片化问题，方便司法人员检索适用，提升规则适用效率与庭审专业化水平。同时打通公检法办案规范的衔接壁垒，制定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庭审全诉讼阶段的统一取证与鉴真标准，统一取证主体资质、技术规范、证据流转及保管链条要求，从立法层面杜绝各部门标准冲突、权限扩张等问题，前置过滤不合规证据，从源头减少法律适用分歧。

其次，厘清核心法律概念，界定鉴真核心内涵。立法层面需明确区分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与实质真实性，厘清鉴真制度的制度定位。明确鉴真规则属于证据准入层面的能力规范，仅用于核验电子数据的同一性、关联性等形式真实，判断其是否具备进入庭审的证据资格，而非直接认定数据内容的实质证明力，彻底解决司法实践中载体鉴真与数据内容鉴真混同的核心问题。

最后，细化配套制度立法，补齐规则漏洞。针对取证、保管全流程完善配套立法规范，明确电子数据存储介质、数据本体、数据内容三层鉴真维度及规范审查次序，确立“由外至内”的分层审查逻辑。同时完善证据保管、取证监督相关立法，确立标准化证据标签全程留痕制度，细化证据拆封核验、流转记录等配套规则；优化见证人制度履职要求，弥补普通见证人专业能力不足、监督虚置的制度缺陷，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立法依据。

（二）司法层面：构建规范化的电子数据适用机制

在完善立法体系的基础上，需立足司法实践痛点，优化电子数据鉴真全流程实操机制，规范司法裁量权限、健全证据闭环体系，解决司法适用中程序混乱、裁量失度、证据链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实现鉴真规则落地见效。

第一，优化鉴真审查流程，构建完整证据闭环。司法实践中需严格遵循分层鉴真规则，依次开展存储介质、电子数据本体、数据内容三层审查，通过分层核验规避鉴真对象错配、重复审查等问题，提升证据审查精准度与办案效率。同时全面推行数字化证据标签管理制度，依托区块链、哈希校验等技术手段，结合拍照录像、全程留痕等方式，对电子数据提取、移送、封存、检验、庭审出示全流程动态记录，完整留存取证人员、操作时间、设备参数等关键信息，实现证据流转全程可追溯，有效防范数据篡改、证据污染风险。同时实行差异化证据保管机制，根据案件性质、量刑幅度、复杂程度匹配长短适配的证据保管链条，摒弃“一刀切”标准，兼顾司法公正与办案效率。针对传统见证人制度的局限性，以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替代与兜底方案，依托客观可视化记录填补专业监督空白，彻底解决见证人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

第二，重构鉴真启动程序，回归抗辩式审查逻辑。我国刑事诉讼采用法官职权主导的庭审模式，这也是司法实践中鉴真程序逐步异化为法官单方审查程序、鉴真规则被错误归入证据真实性审查范畴的重要诱因。明确举证方为电子数据鉴真的第一责任主体，弱化法官单方依职权启动鉴真程序的自由裁量权，强化控辩双方的庭审对抗作用，还原鉴真规则作为证据准入门槛的制度初衷。同时推动鉴真程序庭前前置，依托庭前会议制度开展前置证据审查，提前筛查电子数据真实性瑕疵、厘清案件争议焦点，有效阻断存疑、不合格证据流入庭审，减少庭审资源浪费，规范案件事实认定流程。

第三，细化证据裁量标准，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空间。针对鉴真失败的证据，明确划分绝对鉴真不能与相对鉴真不能的边界，确立差异化证据处理规则。对于取证程序严重违法、证据遭到不可逆篡改、完全无法确认同一性的电子数据，适用强制性排除规则，无补正空间；对于仅存在轻微技术性瑕疵、数据本体未受污染的瑕疵证据，严格限定补正适用条件，仅在无关键信息缺失、未产生实质危害、具备客观佐证材料的前提下，方可允许补正或合理解释。通过标准化的裁量规则，杜绝瑕疵证据随意补正、应当排除的证据不予排除的司法乱象，强化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刚性约束力，维护司法公正。

六

结语

电子数据自上世纪中后期问世，至今已不属于新兴证据种类，但信息技术迭代速度持续加快，依旧是当下及未来刑事司法办案的核心难题。电子数据既广泛应用于网络新型刑事案件，也不断渗透盗窃、人身犯罪等传统案件之中，持续给司法证据审查工作带来全新考验。纵观国内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现状，学界长期聚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热门制度展开研究，对鉴真等配套证据规则关注不足，形成了研究层面的短板。单一依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应对司法实践中繁杂的证据审查难题，也制约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整体完善。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切忌单一维度发展，唯有兼顾各类细分证据规则，补齐研究短板，才能构建完备、协调的刑事证据规范体系，适配数字时代司法法治建设需求。

电子数据鉴真规则隶属于证据可采性规则体系，核心以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关联性为审查对象，要求举证方通过外部佐证材料或证据自身固有属性，证明当庭出示证据与原始涉案证据具有同一性。鉴真规则最初专为传统实物证据设立，而在数字化司法背景下，该规则在电子数据审查领域发挥着愈发关键的作用。我国司法实践沿袭实物证据鉴真习惯，长期以笔录作为电子数据鉴真的核心手段，过度依赖书面笔录，最终陷入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困境。单纯依靠各类取证笔录，无法构建完整闭环的证据保管链条，缺少技术鉴真、旁证佐证等配套方式加持，笔录鉴真的证明效力存在天然局限。

现阶段我国电子数据鉴真规则在立法规范、司法适用层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完善本土化电子数据鉴真规则，一方面能够优化电子证据全流程审查模式，厘清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实务误区；另一方面可以细化司法证明标准，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审查规则朝着精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作者：潘宇星，湘潭大学法学学部2025级法律（法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