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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以伊冲突美军事行动法律审查缺失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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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军开源情报

2026年11月11日 06:30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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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美向来标榜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正义性，依靠专业化军队律师团队，形成体系化法律审查运行机制，为美军指挥官指挥决策寻求法律保护，以保证其军事行动在形式上符合国际法和国内法框架，既降低美政府及军方承压风险，也减少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次海外军事干预行动来看，美国已经建立一套相对成熟的军事行动法律审查运行体系，即从战区司令部配备专职军法顾问，到目标打击清单法律前置审核，再到交战规则制定、平民伤亡事后调查、战争罪责风险规避等，军队法律人员深度嵌入作战规划、行动实施、战后处置全流程。

在利比亚空袭、叙利亚打击行动中，美军大量军法人员参与目标筛选，即便很多行动本质上违背了主权原则，但至少在程序层面完成法律“包装”，充当美国对外武力使用的“遮羞布”。

然而，在2026年美以伊冲突中，美却打破常规，改变传统法律审查模式，致使违法作战情况频发多发。客观讲，美军事行动确实存在法律审查缺失问题，但不同程度反映出美军指挥决策正在调整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全新尝试。值得关注，加以研究。

《对美以伊冲突美军事行动法律审查缺失的探讨》由“蓝军研究所”研制。检索翻译、资料采购、报告定制联系方式：191-1880-5880（微信同号）。

关键词：美以伊冲突；打破常规；传统法律审查；美军指挥官指挥决策；目标打击；战争罪责

这是蓝军开源情报的第 *765*期分享

作者025 l 校对006 l 排版019

来源 l 蓝军开源情报（ID：Lanjunqingbao）转载请联系授权（微信号：19118805880）

一、美以伊冲突美军事行动法律审查缺失表现

截至目前，美以伊冲突仍在继续。这场国际性武装冲突给予世人诸多关注、反思、启发和预言，也不乏美军暴露出来的诸多短板，其中就包括对于军事行动的法律审查缺失。

军法顾问职能受到削弱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便任命公开蔑视国际人道法的皮特·赫格赛斯为国防部长，解雇美陆海空三军总军法顾问，宣称确保律师“不会成为任何行动的障碍”；此后，各级军法顾问监督美军指挥官和约束军事行动等职能被削弱，加之各种排挤打压，法律异议难以有效提出，法律建议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遭到严重侵蚀，导致打击目标审查、避免攻击平民和把握比例原则等要求难以执行。

美军军法顾问制度并非可有可无的程序性设置，经过数十年建设完善，美军各战区、联合司令部均编配专职军法部门。巅峰时期，美军现役军法律师总规模超过4200人，从四星战区司令的高级法律顾问，到一线作战单元随军法律官，形成了层级完整的法律审核链条。

历史上，军法顾问曾经多次否决美军作战方案，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中央司令部军法办公室曾驳回17处拟定打击目标，理由是目标属于民用基础设施，不符合区分原则；又如2018年对叙利亚化学武器报复空袭行动，军法团队耗时72小时逐项核验打击清单，剔除存在平民高风险的3个点位。

然而，2026年这套“成熟”的运行机制却被自上而下瓦解。除三军总军法顾问被集体解职以外，中东中央司令部有11名资深军法顾问也遭调岗、强制休假，部分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法律官被调离岗位。根据美军内部流出的备忘录，中央司令部作战计划会议上，军法顾问发言顺序被调整至最后，只允许对已经成型的作战方案做“文字润色”，不允许对目标选择、作战手段提出实质性否定意见。

在冲突爆发的第一个月，中央司令部军法部门累计提交29份风险提示报告，其中24份被直接压下不予流转至决策层。职能弱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际法上区分原则、比例原则流于纸面，甚至“水之又水”。按照国际人道法规定，军事打击必须严格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物体，预期平民损害不能与军事收益显著失衡。但由于军法前置审查缺位，多起打击行动没有完成平民风险评估。

2026年4月，美军对伊朗南部一处被情报标记为导弹中转站的建筑实施空袭，事后现场核查，该建筑实际为地方医疗物资仓库，空袭造成19名平民伤亡，而此次行动的作战规划阶段完全就没有军法人员参与风险评估。大量案例表明，美过去以军法顾问构建的“法律过滤网”已经出现巨大漏洞。

法律约束机制遭到破坏

美防长多次公开表态要废除“愚蠢的交战规则”，并推动实质性放宽措施，主要包括简化审批层级，允许作战司令部无需白宫批准即可打击、取消特种部队无人机突袭的高层级授权要求等；大幅削减国防部“平民伤害减轻与应对”等项目投入，致使大量人员被迫辞职。据悉，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就与上述变化有关。由于美军指挥官在目标选择上的自由裁量权大幅放宽，致使其屡屡突破违法作战底线。

交战规则是美国将国际法转化为部队实操命令的核心载体，传统模式下，跨境重大打击、无人机跨境暗杀、特种部队深入他国领土突袭，均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多层级审批，交战规则严格限定作战手段、目标类型、附带伤亡阈值，就像影片《天空之眼》所描述的场景。

2026年新修订的中东战区交战规则做了颠覆性修改，主要包括中央司令部司令获得独立授权，可以直接批准对伊朗境内疑似军事目标实施巡航导弹、无人机打击，无需上报白宫做最终确认；原先特种部队跨境突袭行动必须国防部长签字的硬性要求被取消，战区司令即可批准特种渗透行动。审批链条由原先平均7至11个决策节点压缩到仅2至3个战区内部岗位，决策时间由数天压缩至几小时，武力使用门槛被显著降低。

经费层面的削减同样摧毁配套约束体系。国防部“平民伤害减轻与应对办公室”，主要负责打击前平民风险建模、打击后平民伤亡调查、善后赔付等工作。2025财年该项目经费1.27亿美元，2026财年被削减至0.21亿美元，削减幅度超过83%。经费压缩直接带来人员流失；该办公室原有编制147人，冲突爆发两个月内，92人主动递交辞呈，大量掌握平民伤亡评估模型、情报交叉核验能力的专业人员离开岗位。过去美军每一次无人机打击，都要通过该机构模型测算预估平民附带伤亡数值，设置红线阈值，超过则行动必须暂停；机构人员大量流失后，这套风险测算流程很多时候直接跳过。

伊朗米纳卜小学遇袭事件就是机制崩坏的典型案例。美军情报部门误判该小学地下存在火箭武器储存点，也有说法是未针对“战斧”巡航导弹纵向偏差大的实际做出有效修正。但无论何种情况，战区司令部依据放宽之后的交战规则直接批准空袭，没有开展第三方情报交叉比对，也没有运行平民伤害评估模型。空袭发生时正值上课时段，造成27名在校儿童、4名教师死亡。事后美军内部复盘报告承认，如果沿用旧版交战规则，该次行动根本不会获得实施许可。

放宽约束后，美军武力使用频次明显抬升。公开数据显示，冲突爆发前，2025年全年美军在中东跨境打击合计41次；2026年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仅3个月时间，美军各类跨境打击行动达到176次，其中39次行动事后证实目标情报存在重大错误，大量民用住宅、学校、医院、供水供电设施遭到损毁。

同时，美军过去那套平民伤亡的上报机制形同虚设，很多行动产生平民伤亡后，战区不再完整上报伤亡情况，对外发布的平民伤亡数据与第三方人权机构统计差距巨大。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统计，冲突前4个月，伊朗境内美军事行动造成平民死亡至少684人，而美军官方公开承认数字仅79人，数据鸿沟背后是原有法律监督机制失灵。

人工智能加剧法律虚化

此次冲突中，人工智能辅助目标识别系统首次大规模投入实战，并在关键作战环节拥有更大自主权。由于现行国际法难以适配自主武器系统作战特征，难以有效规制算法作战行为，加之人工智能存在“算法偏见”等短板，如能否精准识别军事目标与民用设施，以及算法推荐目标如何经法律审核等问题尚不明确，所以美正以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之名侵蚀法律空间，导致原本就缺乏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法更加虚化。

美军这套AI辅助目标识别系统的代号是“棱镜猎手”，通过整合卫星图像、社交媒体信号、通信元数据、雷达信号，自动筛查、标记潜在军事目标，生成打击候选清单。本次冲突中，该系统被部署于中央司令部联合作战中心，在冲突前3个月、美军实施的176次跨境打击中，有112次的打击目标直接由AI系统优先推荐，占比达到63.6%。这套系统极大加快作战进程，从发现可疑信号到生成打击清单最短仅需18分钟。

但国际法体系对于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系统规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当前并没有具备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规范AI目标识别与自主打击。《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仅对人主导作战行动作出区分、比例原则规定，对于算法如何判断军事目标，错误识别民用设施责任归属，没有明确条款。各国谈判的自主武器系统公约多年僵持，美国始终反对设立严格禁令，主张保留人工智能武器发展运用空间。

“棱镜猎手”系统存在显著的算法偏见，集中体现在对中东城市建筑，算法更容易把居民区地下室、学校附属地下室、医院地下设备间标记为武器仓库，造成技术缺陷产生现实作战风险。冲突期间，AI系统先后将7处民用公共设施列为高优先级打击目标，部分目标在人工复核不足情况下付诸打击。

2026年5月，伊朗阿巴斯港一处城市供水泵站，被AI标记为导弹燃料存储设施，遭到美军空袭，城市近32万居民供水中断超过72小时。更加突出的矛盾在于责任链条模糊。AI输出错误目标，责任归属于算法研发人员、情报分析员、作战指挥官，还是跳过审核流程决策机制、不追究人的责任，现有国际法尚未给出清晰答案。

在追求快速响应、瞬时打击作战诉求之下，法理流程进一步被技术效率挤压。“AI输出目标-人工简单确认-实施打击”成为常态，原先“情报核验-军法审核-风险评估-领导审批”完整链条被压缩，很多场景法律审核环节被后置，变成打击完成后再做合法性回溯解释，法律从行动前置约束，沦为行动之后的辩护工具。

客观讲，在技术创新名义下，国际法约束效力被持续稀释，国际法“虚化”现象进一步放大。美国一方面拒绝接受新的国际规则约束新兴武器，另一方面则在实战当中大规模运用，事实上形成“技术跑在法律前面，实战甩开规则束缚”的既成事实。

二、美以伊冲突美军事行动法律审查缺失的深层原因

从美建国以来，美军也算“身经百战”，出现对军事行动法律审查缺失问题，可能确有“失”的一面，当然也暗藏了很多复杂原因和深远考虑。

法理规制有限，军事行动愈发无所顾忌

表面看，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个性张扬，极度蔑视和强烈抵触国际法、国际惯例，善于极限施压，看重即时战果，倾向于武力运用工具化。但从深层次讲，国际法实质上是国际社会及相关国家的约定和意见，其效力极为有限。一直以来，美倚仗自身强大实力，无视国际法规则横行霸道。此前美军法顾问虽有作用，但只做到形式合法，美非法侵犯别国主权的本质难以掩盖。而到美以伊冲突，美急于动武、肆意妄为，就连“走过场”和“遮羞布”都省了，以往的虚伪表象荡然无存。

国际法的实施高度依赖主权国家自愿遵守，缺少类似国内法的强制执法机构。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但是纵观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发起的海外军事干预超过40余次，相当一部分行动没有获得安理会正式授权，也无行使自卫权的正当理由。

过去几十年，美国并非完全无视法律，而是善于“法律包装”，主要就是调动军法团队挖掘法律借口，诸如自卫权、保护平民、应对恐怖威胁等，哪怕法理基础薄弱，也要完成程序上论证，推动舆论层面叙事构建，这是美国长期的操作套路。例如，2017年空袭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美军军法团队引用“国家自卫权”作为法理借口，尽管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但至少完成全套内部法律文书，实现形式上闭环。

2026年美以伊冲突中，这套形式主义流程被直接抛弃。特朗普政府并不愿意花费资源做法律层面的修饰包装，国防部长公开讲话多次嘲讽国际法束缚美国手脚，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提出“不要被纸面条约束缚美国的行动自由”。当实力主义压倒规则主义，原先军法体系的价值就大幅下降。过去军法顾问提供法律意见，是为帮助美国规避国际舆论压力、国际诉讼风险；当决策层根本不在意国际社会批评，不在意联合国人权机构调查报告，军法约束就失去存在土壤。

联合国大会就美以伊冲突多次表决决议，要求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民用设施打击，美国多次投下反对票，同时拒绝联合国调查小组进入美军空袭现场开展独立调查，拒绝提交美军行动相关作战记录。可以看出，不是美国不懂国际法，而是当其现实战略利益需要的时候，既不愿意遵守，连形式上敷衍都不再愿意。个性因素只是催化剂，根源是霸权逻辑下、当国际法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规则就会被直接搁置。

国内体制掣肘，谋求利益无暇顾及

美国是典型的文官治军，其军法顾问独立向文职领导汇报，评估军事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从本质上讲，这是美国文官利用法理因素对军方的约束、以制衡权力的表现之一。特朗普原本属文官首脑，但为实现其意图和获取利益，竟然削弱法理规制，以便迅速发起军事行动，尤其是实施小规模突袭和跨境特种作战。排除特朗普个性原因，这种改变，反映出美为疯抢利益正在调整其相关政策机制，未来美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更迅速、约束限制更少。

文官治军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基石，国防部、国防部长作为文官体系代表，对军队实施控制。传统制度设计中，军法顾问直接向文职国防领导层报告，不完全受战区军事指挥官掌控，以此形成权力制衡；相比之下，美军事指挥官追求作战胜利，军法顾问代表法律、政治风险视角，提醒武力行动带来国际法、国内法、国际舆论代价，防止军方过度冒进。

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出现制度异化，文官首脑不是利用法律机制约束军队，而是主动拆解法律约束机制，释放军队武力使用自由度。从政治利益看，快速对外军事行动可以制造外交威慑，巩固国内选民支持，服务大选政治诉求；从现实地缘利益看，中东地区石油通道、地区势力格局事关美国经济和霸权地位，快速灵活小规模打击，能够低成本挤压伊朗及其代理人力量。

简化审批、削弱军法，本质就是压缩武力动用的制度阻力。以往一次跨境特种作战，要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研讨、军法全面评估、总统最终拍板，整个周期长，情报窗口期很容易错失；改革之后战区即可发动行动，抓住转瞬即逝情报机会实施突袭。根据公开披露信息，冲突期间美军一共实施14次跨境特种渗透抓捕、破坏行动，其中9次行动仅由中央司令部内部审批完成，没有提交白宫完整审议。

这种体制调整带有制度性趋势，并非短期临时现象。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也在推动修改交战规则相关法案，试图进一步下放打击审批权限。即便未来政府更迭，这套已经调试完成的快速动武机制，依然会对后续政策产生惯性影响。制度层面约束闸门一旦调低，想要完全恢复原有严格审核流程存在巨大阻力，未来美国对外使用武力门槛整体下行风险需高度警惕。

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分裂也削弱法律约束效力。美国国内对于海外军事行动合法性争论极化，部分政党力量把军事行动法律问题当做党派斗争工具，而非统一的国家安全准则。当行政当局刻意漠视国际法风险，国会制衡常常陷入党派拉扯，很难形成有效制约，进一步放大法理保障体系崩塌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期屡试不爽，动用无力更求小战大胜

从战争形态演进的角度看，美军系列“小战而大胜”的军事行动，实质上就是“有限战争”，即以目的、规模、程度有限的武力行为或军事手段尽快达成政治、经济目的。此次冲突前，美发动对伊“午夜实锤”行动和抓捕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绝对决心”行动，均是以极小代价实现美利益最大化的生动体现。冲突发起后，特朗普还想故技重施，以小战速胜而大肆获利。但由于伊顽强抵抗导致形势突变，本可忽略不计的违法作战问题不断涌现。

“小战大胜”“有限战争”是近些年来美国偏好的军事行动模式。吸取伊拉克、阿富汗大规模地面战争泥潭教训，美国尽量避免大规模地面出兵，偏好依托海空打击、无人机、特种作战，以有限兵力、有限作战规模，实现威慑、破坏、惩戒对手的战略目标，追求低人员伤亡、低经济成本换取战略收益。

冲突爆发前，2次行动给美国决策层形成强烈心理暗示。“午夜实锤”行动，美军针对伊朗境外代理人武装实施多轮远程打击，以美军零阵亡代价，摧毁大量武器据点，在国内舆论获得正面反馈；“绝对决心”特种抓捕行动，美军特种部队远距离渗透，行动本身展现强大军事震慑，对拉美地缘格局形成冲击，美军自身伤亡轻微。相关行动的成效，让美决策层形成判断，即下放作战权限、简化法律流程，可以快速打出有利局面，付出代价可控。

再看2026美以伊冲突，美国决策层最初设想依旧是复刻有限速胜模式。依托海空军优势，实施短促高强度打击，摧毁伊朗导弹生产、指挥体系，震慑伊朗，迫使对方妥协退让，美国不需要大规模地面投入，以较小代价达成战略目标。在这样战略构想下，繁琐法律审核、平民伤害风险评估，被视作拖累作战节奏的阻碍。决策层主观预判冲突会快速结束，附带法律、人道代价会比较有限。

但是现实战局走向脱离美国预设。伊朗采取多层次反制手段，导弹反击、无人机袭扰、代理人力量多点出击，冲突没有走向美国期待的快速终结，反而持续延烧。战争时间拉长，打击行动数量成倍增加，情报出错概率上升，平民伤亡、违法作战案例随之大量累积。原先被认为可以暂时搁置的法律风险，不再是可以忽略的边角问题，逐步演变为外交、舆论、道义层面沉重包袱。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出现大量法理危机，美国内部相当一部分军方、政策人士依旧认为“小战速胜”模式本身可取，只是本次对手抵抗强度超出预期。这意味着，未来面对其他地区危机，美国依旧存在再次复制这套简化法理流程、快速有限动武的冲动。

技术存在短板，基于实际运用加快创新突破

切莫一味嘲笑美利用人工智能规划任务而导致伤害平民等违法作战丑态，因为新兴技术融入和支撑战争的潜力不可限量。当前，美削弱其军法顾问动作可能都是假象，其军事行动法律支撑缺失也只是短期表现。真实情况可能是，美依托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代替传统人力行为，既提高质效也降低成本，尤其是随着迭代发展，美未来法律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完善，其舆论法理斗争以及认知攻防更具杀伤力影响力，美军事行动可能更无边界限制，也更危险难防反制。

美军当前法理保障缺失，一部分源于人工智能尚处在早期实战应用阶段，算法模型、人机协同流程尚未成熟。但美国并没有因为AI在冲突当中出现大量误击案例就放弃这条技术路线，反而将实战当中暴露的法律问题，视作迭代优化的现实样本。美国国防部2026年更新《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军事实施纲要》，拨款28亿美元用于军事AI升级，其中专门包含目标识别算法优化、平民风险智能评估模块研发，试图用技术手段反过来解决技术带来的法律风险。

长远来看，美国的思路不是放弃AI，而是重构法理保障模式，把传统依靠大量军法人力做逐项审核的模式，调整改变为由算法参数甚至嵌入AI作战系统完成法律风险筛查，减少对大量人类军法顾问的依赖。这种模式一旦迭代成熟，会带来双重变化。一方面，理想状态下可以提升平民风险识别效率；另一方面，法律审核深度被封装进黑箱算法，外部很难审视算法如何解读国际法，致使法律监督更为艰难。

同时，美国利用大模型自动生成法律论证文本，针对军事行动快速批量产出法理解读、对外舆论说辞，即便行动本身存在程序缺陷，也可以快速输出成套叙事，在国际舆论场抢占话语先机。传统军法团队人力产出速度完全跟不上现代高频次作战节奏，而AI可以做到行动发生之后数小时内完成整套法律辩护材料。

这就提示，不能简单把当下美国法理乱象解读为美国军事法律体系彻底衰败，大概率可能是新旧体系交替过渡期的现象。其中，旧有人力主导军法约束机制被削弱，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法律审查及支撑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成型，进而出现当前大量漏洞。等到技术迭代完成后，美国可能就会拥有更加高效的“技术化法理外衣”，武力使用审批可以更加迅捷，同时对外输出包装更为完善，其军事行动的边界将进一步扩张，对他国安全带来的威胁将日益隐蔽，防范反制难度同步抬升。

三、美以伊冲突美军事行动法律审查缺失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启示

美以伊冲突中，美军出现对军事行动法律审查缺失的情况，实际上是大国在政治意志、战争模式、新兴技术、国内制度多重变量交织下出现的典型现象。从国际安全、国际人道法运行、武装冲突实践的视角审视，该情况为国际社会观察当代武力使用和战争法、武装冲突法、人道主义法等运行困境，提供了多维度现实样本。

军事体系内部法律制衡高度依赖高层政治意愿，制度存在脆弱性

美军数十年构建的军法顾问嵌入作战全流程的制度设计，从纸面规则层面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制衡链条，但是这套内部法律约束机制并非自动生效，其有效性高度依附于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态度。当国家高层出于战略、政治目标选择压缩法律约束空间，通过人事任免、经费裁剪、流程修订等行政手段，可以在较短周期内消解长期搭建的法律监督能力。

此次美以伊冲突中的“缺失”案例，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军队内部法律团队、军法顾问更多属于内部程序性约束，而非刚性的制度“防火墙”。军法人员不掌握最终决策权，其意见能否被采纳，法律风险提示能否传导至指挥官乃至最高决策，取决于权力层是否愿意接纳不同法律意见。即便编制完备、人才充足，一旦决策层将作战效率、短期战果置于法律风险之上，法律审核就容易沦为形式，甚至被直接排除于作战筹划之外。

对于国际社会，这意味着不能高估大国军队内部自发法律约束的实际效能。一国国内成熟的军事法律架构，不代表在危机冲突场景下就必然得到完整执行。内部制衡存在显著的弹性与脆弱性，单纯寄希望于当事国军方自律，不足以防范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或称为人道主义危机发生，外部监督与多边约束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

交战规则与武力授权机制调整，直接改变冲突升级的风险阈值

交战规则是国际法向各国部队实操落地的中间载体，跨境打击的审批权限、决策链条长短，深刻影响武力被触发的概率。本次冲突显示，下放战区打击决策权、压缩多层审批环节，虽然能够提升军事行动响应速度，抓住转瞬即逝的情报窗口，但同时显著降低动用武力的制度门槛。

当大量跨境打击权限由战区层级行使，远离政治中枢管控，军事指挥人员会更多从战场上的军事视角或战术需求评估收益，对跨境行动带来的主权冲突、人道灾难、局势连锁升级等宏观政治后果考量容易弱化。冲突统计数据直观体现，审批流程简化之后，美军跨境打击频次成倍增长，情报误判带来的附带损害事件同步上升。

这也给国际性武装冲突管控带来重要观察视角，即评估地区冲突风险，除了关注兵力调动、武器部署等传统军事信号，主权国家修改交战规则、调整跨境武力授权层级、弱化平民伤害管控机构等制度层面变动，同样是冲突风险抬升的重要风向标。有限战争、短促跨境打击这类低烈度军事行动，因决策链条缩短，其爆发的突发性、不可预见性显著增强，也增大第三方斡旋、危机降温的难度。

现有国际人道法框架面对智能化战争存在规则供给缺口，规则滞后于实战发展

美以伊冲突是人工智能目标识别系统大规模投入实战的重要案例，暴露出传统日内瓦公约体系与无人智能作战实践之间的脱节。现行国际人道法文本主要形成于机械化战争时代，规范对象以人类主导决策的作战行为为主，对于算法参与目标筛选、AI生成打击清单、人机混合决策模式缺少明确、可执行的约束条款。

实践中，出现一系列规则空白，如AI算法发生识别错误造成平民伤亡，责任应当如何在决策者、情报人员、技术研发主体之间划分；算法偏见导致民用设施被标记为军事目标，应当建立何种强制复核程序；机器输出的打击候选目标，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法律审核标准，现有国际条约均没有明确答案。在追求作战时效的同时，容易出现“技术优先、法律后置”的情况，法律审核被压缩、简化，行动完成之后再开展合法性回溯解释。

与此同时，围绕自主武器、军事人工智能的多边国际谈判长期陷入僵局，部分军事大国出于技术优势考量，抵制强制性约束条约，倾向于依靠各国自主制定国内政策。现实已经出现“实战先于条约”的状态，大国在冲突中的实践，存在逐步塑造国际习惯的风险。国际社会将长期面临技术迭代加速、国际法规则更新缓慢的结构性矛盾，如何把区分原则、比例原则这些抽象人道原则转化为适配算法作战的实操标准，成为武装冲突法领域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

“有限战争”模式存在天然内在风险，速胜预期极易演变为冲突外溢与人道代价

近年来，有限战争、小战大胜成为部分大国武力运用的偏好模式，其核心逻辑是避开大规模战争的泥潭，依托远程火力、无人机、特种作战，以有限规模军事行动换取政治战略收益。该模式成立的重要前提，即对手承受打击后快速妥协，冲突能够按照发起方预期及时终止。

美以伊冲突甚至俄乌冲突都证明，这一前提具备高度不确定性。一旦受打击一方实施坚决反制，冲突无法快速收官，作战行动持续叠加，情报出错概率、误击概率随之上升，原本被决策者低估的人道、法理代价就会持续累积。军事行动的法理风险、平民损害风险，会随着行动数量、冲突时长呈放大效应，即便初始设计为惩戒性、有限度打击，也很容易滑向规模扩大、多方卷入的复杂对抗。

另外值得注意，即便冲突已经暴露出突出的人道与法理问题，战争发起方内部依然可能对“有限战争”模式本身予以肯定，更多将失败归因于对手抵抗强度、情报失误，而非模式本身缺陷。这意味着，该类作战范式仍会在未来地区危机中被重复使用，国际社会需要重视有限武力行动带来的隐形人道危机，不能仅聚焦大规模全面战争的风险。

技术迭代正在重塑军事法理表现形态，应当警惕“技术包装”掩盖法律程序缺陷

从发展趋势看，美军当前法理保障缺失，有可能属于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尚未成型的过渡阶段，不宜简单将其解读为该国整套军事法律体系彻底失效。美国一方面出现军法顾问权力被削弱的现象，另一方面持续投入资源探索法理保障的技术化转型，尝试将法律准则嵌入算法系统，依靠人工智能完成风险筛查、法理论证、舆论辩护。

此种转型带来双重风险。一方面，技术手段可以部分弥补人力审核效率短板；另一方面，将法律判断封装进算法黑箱之后，外部难以复盘算法的推理逻辑，军事行动的法律审查过程会变得更加不透明。法律约束由显性的军法顾问书面意见，转变为隐藏在系统内部的参数与模型，监督、溯源的难度大幅提升。

未来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部分军事行动虽然在形式上具备算法输出的风险评估材料，但实质的法律制衡已经弱化，技术外壳充当起新式的“法理遮羞布”。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后续观察评估大国军事行动合法性，不能仅仅查看其输出的技术报告、形式文书，更需要穿透技术表象，关注真实决策流程、独立复核机制是否实际运转。

国际法道义价值与执行效力存在现实鸿沟，独立第三方调查机制意义凸显

本案例再次凸显国际法长期存在的现实矛盾。虽然国际人道法拥有被广泛认同的道义价值，但缺少超国家强制执法力量。当实力大国选择漠视规则，现有的多边机制很难强制纠正违法作战行为。当事国可以拒绝国际调查小组入境、拒交作战档案、不采信第三方伤亡统计，仅凭条约文本本身不足以约束其作战行为。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人权机构、独立人权组织、中立第三方实地取证就具备特殊意义。尽管第三方不具备惩罚权，但持续收集空袭地点、伤亡情况、物证资料，形成完整公开证据档案，能够保存事实记录，形成国际舆论压力，对战争违法行为构成事后约束。这也反映出，在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国际法律体系之下，中立证据保全、公开调查、信息披露，是维护国际人道法落地运行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签署。

[2]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

[3]《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关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保护），1977年6月8日。

[4]《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保护），1977年6月8日。

[5]联合国大会第78/241号决议《致命自主武器系统》，2023‑12‑22。

[6]联合国大会第79/62号决议《致命自主武器系统》，2024‑12‑10。

[7]《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组2023年度会议报告，CCW/GGE.1/2023/CRP.1。

[8]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2026年美以伊冲突平民伤亡情况调查报告[R].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6‑07。

[9]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武装冲突中区分原则与比例原则实务指引[R].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4。

[10]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装冲突法实务手册》[M].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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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ieber Institute for Law & Land‑Warfare. Reassessing U.S. Military Legal Advisers’ Institutional Role in High‑Strike Operations[R]. West Point: Lieber Institute,2026.

[18]Lieber Institute for Law & Land‑Warfare. New DoD Instruction on Civilian Harm Mitigation and Response[EB/OL].2023‑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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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annenbaum T. Rules of Engagement and the Threshold for Use of Force in Limited War[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26,120(2):211‑240.

[22]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开统计：2026年美以伊冲突前4个月伊朗境内美军空袭平民伤亡统计数据集[DB/OL],2026‑08。

[23]美国国防部国会预算说明，2026财年平民伤害减轻项目预算调整说明，2026‑02。

[24]美军中央司令部内部备忘录（外泄）：中东战区作战规划法律审核流程调整纪要，2026‑03。

[25]路透社. 美国国防部长公开讲话记录：关于修订中东交战规则公开表态，2026‑02‑11。

[26]Open‑source investigation team. Mina‑b elementary‑school strike open‑source investigation report[R]. Bellingcat‑like open source group,2026‑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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