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情报|国际动态|美国众议院发布《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纳税人资助科研成果》报告:以科研安全审查推进对华学术封锁与科技遏制

admin 2026-11-16 19:55:04 网络安全文章 来源:ZONE.CI 全球网 0 阅读模式

开源情报|国际动态|美国众议院发布《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纳税人资助科研成果》报告:以科研安全审查推进对华学术封锁与科技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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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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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4日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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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3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纳税人资助科研成果:必要改革及对反对意见的驳斥》报告,以中国涉嫌利用美国开放科研体系获取技术成果为由,系统反驳美国学术界反对加强科研限制的13类观点,主张扩大科研合作审查、联合论文监管及联邦资助限制。报告提出推动《防范对手获取创新与科研成果法案》,建立统一限制清单、科研贡献披露、“可信大学”激励和行政取消资助资格机制。其政策导向表明,美国正试图将对华科技遏制由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扩大至科研过程、知识传播、学术合作及人才流动,推动国家安全逻辑全面介入国际科研体系。

一、基本内容

2026年10月13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发布《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纳税人资助科研成果:必要改革及对反对意见的驳斥》(How to Stop China’s Theft of Taxpayer-Funded Research: The Reforms We Need and Rebuttals to Those Who Oppose Them)报告,系统审查美国联邦科研资助体系、高等教育机构国际科研合作及国家安全监管存在的制度争议,重点反驳高校、学术协会和相关利益组织针对加强科研安全审查提出的13类反对意见,并提出四项制度改革建议。报告声称,中国长期通过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国际人才引进、境外科研任职、隐瞒外国科研资助关系以及参与开放科研网络等方式获取美国纳税人支持的科研资源,并将部分科研成果、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用于军事现代化、战略产业发展和技术能力建设。报告将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界定为美国科研安全面临的重要风险来源,认为中国大学、国家实验室、商业企业及科研人员之间存在广泛的技术和组织联系,传统依据民用与军用机构身份划分科研合作风险的管理方式已无法充分应对相关威胁。委员会同时批评美国部分高校和学术团体长期强调学术自由、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及行政效率,认为这些主张忽视了国际科研合作可能产生的知识转移和战略技术扩散风险,削弱了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合作对象及敏感技术发展过程的监督能力。

报告将近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刑事及民事诉讼、情报评估、监察长办公室调查、学术研究和国会监督材料作为主要论证依据,认为支持强化科研安全监管的证据已经超出个别违规案件范围,涉及科研人员未申报境外任职、外国政府资助、人才引进计划、利益冲突、重复科研项目以及高校内部监督失效等多种情况。委员会宣布公开数百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涉密调查资料,主要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NSF OIG)处理的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行政暂停与取消资格建议、机构往来邮件、外国雇佣及人才引进计划材料、财务记录、科研申报文件和相关证据。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持续多年,涉及多个科研机构、联邦资助项目及政府部门,反映出美国科研体系在外国关系披露和资助管理方面存在长期性漏洞。委员会特别强调,科研安全管理不应仅依赖研究人员自主申报和大学内部调查,而应结合外部证据、机构关系及联邦监管记录,对科研合作过程实施持续审查。报告提出,维护科研开放与强化国家安全并非相互排斥,联邦政府可以继续支持国际科学合作,同时对被认为可能服务外国军事发展、战略技术获取及其他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科研关系施加限制。

在科研合作关系认定方面,报告首先反驳“共同发表论文不代表实际科研合作”的观点,认为共同署名是现代科研合作关系最直接、最容易追溯的公开表现之一。报告指出,一项科研成果从研究构想到正式发表,通常经历研究问题确定、实验方案设计、数据采集、方法开发、结果验证、技术讨论、论文撰写和反复修改等多个阶段,参与人员即使承担不同任务,也可能通过实验数据交换、技术经验分享和专业知识互补建立实际合作关系。部分研究人员参与完整的实验设计和技术开发,另一些人员可能只负责数据分析、算法验证或特定实验环节,但共同署名通常仍意味着其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学术贡献。委员会认为,将共同署名与科研合作完全割裂,会忽视研究活动所具有的网络化和持续性特征,特别容易掩盖正式论文发表之前发生的知识交流。报告进一步强调,共同署名不仅是科研贡献记录,也是学术声誉、专业能力和科研合作关系的公开证明。中国科研机构通过参与美国联邦资助研究项目形成共同论文成果,可能获得国际学术认可、专业信誉以及后续合作、经费和人才引进机会。对于与美国政府认定的高风险机构有关的论文,委员会主张综合考察实际作者贡献、科研经费来源、机构关联、研究内容以及可能形成的技术交流,而非仅依据论文是否涉及直接技术转移进行判断。报告也设置了适用例外,承认大型粒子物理、天体物理等研究领域存在数十乃至数百人共同署名的超大规模合作论文,作者之间不一定具有实际研究联系,因此不宜将此类特殊署名关系直接用于一般科研安全风险识别。

报告进一步强调科研论文数据库在联邦执法调查和科研安全情报分析中的作用,认为公开发表记录不仅能够反映研究成果,还可以用于识别研究人员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机构关联、资金来源及潜在利益冲突。美国执法机构已经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共同作者关系网络、科研经费致谢、机构双重署名以及项目名称比对等方式,调查研究人员是否存在未充分披露的境外科研活动。报告称,相关出版记录曾被用于刑事、民事和行政调查,也曾作为支持搜查令申请的证据组成部分。委员会以田纳西大学教授胡斌相关调查为例,指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通过分析其研究论文,识别出数十篇同时提及美国联邦科研资助和中国科研资金的成果,以及涉及中美机构双重署名和未充分申报中国科研资助的论文。调查人员还通过比较项目名称、科研经费致谢和研究方向,发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研究与中国资助项目之间存在关联,相关调查最终形成建议在联邦政府范围内取消科研资助资格的行政处理意见。报告将这一案件作为利用公开学术资料发现科研资助申报问题的代表性案例,认为论文数据库可以与联邦项目管理记录相互印证,形成对研究人员境外合作关系的持续追溯机制。

针对部分研究人员声称未经本人同意便被列入科研论文作者名单的问题,报告认为,这类解释反映出论文署名责任和高校科研诚信管理存在问题。按照主要学术期刊通常采用的作者规范,论文作者应当对研究作出实际贡献,参与论文撰写或重要修改,认可最终发表版本,并对相关研究内容承担相应责任。报告指出,美国大学和研究人员长期依靠学术论文数量、引用影响力和共同署名成果申请科研资金、获得晋升以及提升机构声誉,因此不能在科研成果评价时确认署名的有效性,却在接受安全调查时将署名解释为偶然或缺乏实质意义。委员会还指出,不同期刊在作者贡献和资助信息披露方面存在差异,部分论文详细记录每名作者的研究任务及具体资助编号,另一些论文则仅笼统注明获得美国航天局或其他项目支持,未明确经费与作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报告主张,对于确实未经授权的署名,应通知学术期刊,通过正式更正、删除作者或撤稿程序恢复记录准确性;对于明知存在不当署名而继续使用相关成果获取职业或资金利益的情况,则应进一步审查其科研诚信责任。

围绕基础研究开放性,报告反驳“研究成果最终公开发表,因此限制国际合作缺乏实际意义”的观点,强调正式发表的论文只是科研活动产生的部分知识成果。报告认为,研究论文通常对实验过程、技术路线和数据结果进行筛选和整理,重点展示能够支持研究结论的信息,而大量具有实际技术价值的经验并未完整公开,包括失败实验及其原因、模型参数选择、算法训练与调试、实验设备操作、数据预处理、技术排障、工程替代方案以及研究人员之间的非正式讨论。这类隐性知识能够帮助后来者缩短研发周期、减少重复试验和降低技术应用成本。报告以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为论证基础,认为中国科研与产业体系具有将基础研究成果进一步吸收、改进和应用于战略技术发展的能力,因此参与早期研究合作可能比单纯阅读公开论文获得更多实际收益。委员会还强调,美国联邦资助的部分基础研究,尤其是国防相关研究,可能在后续阶段转化为应用研发、受控研究、涉密项目,甚至支持特定军事能力发展的特别准入项目(Special Access Programs)。对于此类研究,早期参与者可能提前了解技术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和核心工程问题,而相关知识一旦在合作过程中传播,即使后续项目转入受限状态,也难以消除此前已经发生的知识交流。报告据此主张,将科研安全审查前移至基础研究和研究合作形成阶段,对可能进入敏感技术发展链条的科研关系提前设置限制。

在国际科研合作收益评估方面,报告反驳“美国从对华科研合作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中国,因此限制合作并不必要”的观点。委员会认为,科研合作是否有利于美国,应当通过具体、可核验的技术和战略收益进行判断,而不能仅以共同发表论文、增加学术交流或获得一般性研究经验作为充分理由。对于涉及中国国防科研机构、军事关联实验室及其他被美国认定为高风险实体的合作,报告要求支持合作的高校和科研人员说明中国合作方究竟提供了何种不可替代的贡献,包括独特实验数据、特殊材料、专有技术方法、研究设施、设备使用权限或美国自身难以获得的专业能力。报告特别强调,相关收益还应与美国国内研究、盟友合作、商业采购和公开文献等替代渠道进行比较。如果相同研究成果能够通过美国国内科研机构或其他风险较低的合作伙伴获得,委员会认为继续开展有关对华合作便缺少充分必要性。报告还提出,科研合作的收益应包括双方获得的长期技术能力、研究经验、机构声誉及未来合作机会。即使美国研究人员从合作中获得一定学术收益,也可能同时向中国合作方提供实验设计经验、技术排障方法、早期研究成果和长期专业联系。委员会认为,判断合作是否合理,应重点评估这些收益与知识扩散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要求合作支持者提供具体证据证明美国获得了足以支持继续合作的独特利益。

对于科研安全风险管理,报告集中反驳“通过个别风险缓释措施即可解决问题,因此无需直接禁止合作”的观点。报告承认,外国资助披露、利益冲突管理、科研成果审查、网络安全控制以及合作过程监督,可以降低部分研究活动中的风险,但认为不同研究对象和合作环境具有明显差异。对于一般性的合规问题,大学可以通过补充披露、制定利益冲突管理计划或加强监督进行处理;对于外国军事组织、国防实验室、制裁实体、情报关联机构以及被美国政府认定与军民融合活动有关的组织,则可能需要实施更严格的信息隔离、持续核验、限制数据共享和专门监督。委员会认为,如果维持合作所需的监管措施过于复杂,导致研究过程被分割、交流效率下降或者行政成本持续增加,直接禁止合作并寻找替代伙伴可能更加符合美国科研安全目标。报告进一步强调,敏感技术能力的获取具有累积性,单次合作未必涉及完整受控技术的转移,但长期接触研究方法、实验数据、软件架构、算法基准测试、工程流程和专业人员,可能逐步提升合作方的研发能力。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航空航天、先进材料及生物技术被列为需要重点关注的两用技术领域。委员会据此主张,将美国既有出口管制、经济制裁、采购限制和实体清单管理原则引入联邦科研资助体系,对部分合作对象实施类别化禁止,而不完全依赖逐项审批和个别风险管理。

针对高校能够自主实施科研安全监管的观点,报告提出系统性质疑,认为美国大学的组织利益与联邦政府科研安全目标可能存在结构性冲突。报告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高度依赖科研资助、学术排名、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学费收入、社会捐赠及机构声誉,知名研究人员通常能够通过联邦项目和企业合作为大学带来大量科研收入。高校因此具有扩大研究规模、维持科研合作和保护知名学者的制度激励,而更加严格的外国关系审查可能增加行政负担、延缓项目实施、限制国际合作并引发声誉问题。委员会认为,部分大学虽然设有科研合规办公室、出口管制部门、利益冲突披露制度和内部伦理审查程序,但实际运行仍高度依赖研究人员自行提供信息,缺乏独立验证及项目执行期间的持续监督。报告特别强调,研究活动在获得联邦资助后仍会发生变化,包括共同作者更换、外国研究人员加入、数据跨境流动、研究方向调整和新的机构合作关系形成,而部分大学主要重视资助申请阶段的申报审查,缺少能够持续跟踪上述变化的管理系统。

报告以马里兰大学与华为有关的研究资助安排为例,说明高校内部管理可能受到外部资金和研究合作利益影响。根据委员会援引的邮件材料,一名马里兰大学教授在与华为讨论科研合作时,曾提出如果有关资金可以被确认属于赠款,项目便可能继续推进。华为方面随后表示愿意以赠款方式提供研究资金。委员会认为,尽管相关研究仍涉及具体成果要求,校方最终却批准将资金作为赠款处理,反映出部分高校可能通过改变资金安排的形式和表述,处理受到审查的外国研究关系。报告还指出,马里兰大学及外部机构开展的内部调查曾将相关披露问题解释为非故意行政失误,但委员会根据邮件记录认为有关人员知悉资助关系的实际性质。2024年,马里兰大学就未充分披露外国研究支持的相关指控达成50万美元民事和解。委员会将该案作为高校内部调查与外部监督判断存在差异的案例,主张对涉及外国资助的合同、赠款和其他形式的研究支持实施更加严格的实质审查。

报告还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列为高校自我监管不足的代表性案例。在哈佛大学方面,委员会援引美国教育部2025年依据《高等教育法》第117条开展的外国赠款和合同申报调查,称校方相关记录存在不完整、不准确以及匿名捐赠人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报告强调,哈佛大学此前已接受类似调查,并曾声明建立书面合规程序,但教育部仍对其外国资金披露的完整性和内部控制能力提出质疑。在斯坦福大学方面,报告引用美国教育部2020年的相关调查材料,称该校与中国存在大量资金和机构联系,其中包括超过6400万美元的匿名赠款及合同,并涉及多项对华科研合作安排。教育部当时还关注一名据称具有中国军方关联的访问研究人员进入敏感神经科学研究活动的问题。报告援引这些调查,认为知名大学即使拥有成熟的法律、财务和科研管理部门,也可能存在外国资金信息掌握不完整、资助申报不足及研究人员关联审查不充分的情况。委员会同时批评部分高校在面临联邦调查、媒体曝光或资助暂停压力后才强化内部制度,认为单纯依赖大学自愿监管难以解决相关问题。

在高校政策影响力方面,报告进一步指出,美国大型研究型大学和高等教育协会拥有较强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能够通过政府事务部门、专业游说组织、行业协会及国会政策沟通影响科研安全立法。部分大学是所在州及国会选区的重要雇主和联邦资金接受机构,具有维护研究经费、国际合作及机构发展利益的现实诉求。委员会认为,高校及学术协会反对更严格的科研安全限制,部分原因可能与保护既有资金渠道、减少行政成本以及维持国际合作自主权有关。报告同时承认高校是科研政策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应当参与政策讨论,但主张联邦政府在评估高校反对意见时充分考虑其机构利益和资金依赖关系。委员会据此提出,联邦科研安全管理需要建立明确的法律标准、可以执行的合规机制、风险分级制度、独立监督体系和一致的机构责任要求,而不能仅以大学是否具备内部诚信和合规制度作为安全保障。

关于美国联邦科研安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报告承认高校和学术协会的部分批评具有现实依据。不同联邦资助机构长期采用不同的外国关系披露标准、限制清单、风险容忍度、违规处理方式和科研安全要求,导致部分高校难以准确理解不同项目适用的合规义务,也可能造成监管标准不一致。委员会认为,部分科研关系即使涉及明显的外国资金、军事关联或利益冲突风险,也可能因为不同资助机构监管要求不统一而获得继续合作的空间。报告将这一问题作为推动《防范对手获取创新与科研成果法案》(Securing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from Adversaries Act,SIRA Act,H.R.8901)的重要理由。该法案拟建立适用于联邦资助科研活动的统一禁止合作框架,将美国政府限制清单中的外国实体及相关人员纳入限制范围,以减少不同机构之间的解释差异。报告强调,统一规则能够使大学、科研人员和政府资助机构明确判断哪些合作关系受到限制,也可避免部分科研合作利用多部门监管差异继续开展。SIRA法案属于国会提出的立法方案,报告将其列为需要推动的改革措施。

针对“限制联邦资助科研合作侵犯学术自由”的观点,报告重点区分学术研究自由与获得政府科研资金的资格。委员会认为,美国高校和科研人员可以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开展研究、发表论文、进行国际交流以及使用私人或机构资金开展合作,但参与联邦资助科研项目属于自愿行为,联邦政府有权为公共资金的使用附加条件。报告强调,科研经费本身已经受到出口管制、网络安全、财务审计、科研伦理、知识产权、人体及动物实验保护、采购管理和利益冲突申报等多种规则约束,科研安全审查属于联邦资助管理的延伸。委员会认为,国会有责任确保公共研究经费服务于美国经济发展、科技领先和国家安全目标,因此可以限制政府资金支持特定外国实体的研究活动。报告还鼓励高校采取高于联邦最低要求的内部管理标准,主动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科研人员与制裁清单、出口管制清单和其他政府限制名单中的机构建立研究关系。其认为,这类措施主要调整政府资金支持的活动范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思想表达和合法私人研究活动。

报告还反驳“强化科研安全限制将损害美国创新能力”的观点,并以美国冷战时期的科研与技术发展历史作为论据。委员会认为,美国在航空航天、计算机、半导体、核科学、通信和国防技术领域取得领先成果的时期,同样存在出口管制、涉密研究管理和技术转移限制,因此安全监管与创新能力之间不存在必然冲突。报告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和航空航天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如果外国竞争对手能够利用美国公共科研投资加速相关技术发展,美国可能面临技术领先优势被削弱的风险。报告还声称,中国对部分敏感研究和战略技术领域实施较严格的外部参与限制,而美国长期维持较高科研开放程度,可能形成合作条件和技术获取机会不对称的局面。委员会认为,持续出现外国资助未披露、研究关系隐瞒和科研资源违规使用等事件,还可能削弱美国公众及国会对联邦科研投资的信任。因此,报告主张通过强化审查、提高透明度及限制高风险合作,保护联邦科研投资的长期政治支持和财政可持续性。

针对“科研安全审查增加高校和研究人员行政负担”的观点,报告认为,接受大量联邦科研经费的大学应承担与资金规模和技术敏感程度相匹配的监管责任。委员会指出,美国部分主要研究型大学每年获得数亿美元乃至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资助,已经建立财务审计、科研管理、法律合规、出口管制、信息安全和机构认证等专业部门,因此具备进一步完善科研安全监督机制的组织基础。报告认为,外国任职核验、利益冲突审查、受限实体筛查、科研资助信息更新以及项目执行后监督,应当被视为公共科研经费管理的正常组成部分。委员会特别提出,当前已经存在多种可以降低监管成本的技术工具,包括学术论文数据库、文献计量分析、限制清单自动匹配软件、ORCID研究人员身份标识、科研经费管理系统和数据分析平台。这些工具能够支持研究人员关联关系识别、资助记录核对和合作网络追踪,减少部分人工核查负担。报告还将科研安全责任与国防承包商、金融机构、医疗服务提供者及其他接受政府资金的组织进行比较,认为高校不应因其学术机构身份而适用明显宽松的公共资金监督标准。对于不愿承担相关义务的大学或科研人员,委员会认为其可以选择不申请有关联邦资助。

报告随后集中反驳“科研安全违规主要是行政文书疏漏”的观点,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部分案件涉及的持续性外国任职、境外报酬、科研资助和虚假声明问题。报告承认,大型科研资助管理体系可能出现无意填写错误,但强调判断违规性质应综合考虑未申报事项的重要程度、持续时间、研究人员是否知悉披露义务、是否涉及正式合同和资金安排,以及相关行为是否重复出现在不同项目申请和联邦机构审查中。委员会认为,外国资助与机构任职信息之所以被列入联邦科研申请要求,是因为其可能影响利益冲突、科研诚信、资助资格和技术安全判断。报告特别强调,即使有关申报问题源于疏忽或过失,也可能影响联邦机构对科研项目的风险评估。委员会主张,应根据具体事实区分一般行政错误与重大遗漏、虚假声明、重复申报和其他实质违规行为,并通过行政暂停、取消资助资格及其他现有监督机制处理重大合规问题。

报告以佛罗里达大学前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前项目官员李涛相关案件为例,详细说明其认为部分科研违规具有超出行政申报问题的严重性。根据报告引用的2025年监察长办公室材料,调查涉及李涛未充分披露与中国有关的科研项目和机构关系、重复提交外国资助研究方案、涉嫌利用其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官员身份进行不当利益交换,以及研究成果造假、证据销毁和调查过程中缺乏如实陈述等问题。报告还援引其指导的一名研究生自杀及遗书内容,称该研究生曾指控导师要求其篡改科研数据,并表达对科研不端被揭露后产生职业后果的担忧。委员会将相关材料作为科研诚信问题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案例,强调研究安全调查有时同时涉及学术伦理、资金管理和机构责任。报告称,该案涉及美国计算机协会实施的15年禁令、相关论文撤稿、多个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终止,以及建议在联邦政府范围内取消有关人员科研资助资格等处理。相关调查指控、学术组织纪律处理及联邦行政建议属于不同性质的程序和结论。

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研究人员肖明庆案中,报告援引202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材料,称肖明庆在科研项目申请过程中未按照要求披露部分外国研究支持信息,并涉及科研申请材料中的抄袭问题。报告指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就其科研申请材料作出研究不端认定,相关刑事程序还涉及电信欺诈、虚假陈述、税务申报及境外金融账户等指控,其中虚假税务申报和未披露外国金融账户的部分事项形成刑事定罪。监察长办公室进一步依据调查材料建议取消其获得联邦科研资助的资格。委员会认为,该案显示科研安全违规可能同时涉及科研申请、外国资金、学术诚信和财务申报等不同领域,不能将所有相关问题统一解释为无意的文书错误。报告将该案与其他科研资金披露案件共同使用,强调联邦机构应当审查研究人员在接受公共资金时是否履行完整、准确和持续的申报义务。

报告对斯坦福大学相关案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开展的外国科研资助披露调查,至少26项与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有关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涉及未按要求申报的境外资助研究,相关项目申报成本超过1280万美元。报告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科学、材料科学、生物技术及自主系统,涉及多个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委员会指出,调查记录反映斯坦福大学在资助申请管理中主要依赖科研人员自行提交外国资金和机构关系信息,缺少对申报真实性及完整性的独立验证。报告还援引一名研究人员涉嫌持有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相关职位、需要每年在外国大学工作一定时间但未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披露的情况,并称校方此前已知悉相关任职关系。监察长办公室认为,这些问题涉及重复性外国资助遗漏、研究人员时间投入义务冲突以及学校监督机制缺陷,并在调查期间建议暂停部分仍在实施的科研资助项目。报告所列1280万美元为调查涉及的申报项目成本,并非已经确认发生的科研资金损失金额。

针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前教务长兼执行副校长恩里克·拉韦尼亚,报告引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2020年的行政调查材料,称其在多年接受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航天局和能源部科研资金支持期间,未完整披露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关的任职、收入及研究支持安排。报告具体提及其曾担任武汉理工大学战略科学家、中国相关国际材料科学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其他荣誉教授职务,并参与中国人才引进项目。监察长办公室还指出,相关外国机构关系涉及美国能源部高级别安全许可复审,以及美国航天局受特定对华科研合作法律限制的项目。报告重点强调其研究涉及纳米材料合成、多尺度微观结构控制和增材制造等先进材料技术,并援引中国工程院有关材料,称其研究合作对中国先进国防装备相关材料和技术发展作出贡献。委员会还在报告中展示相关中文材料,作为说明科研人员国际研究活动可能具有军事技术应用价值的证据。监察长办公室依据相关调查结果建议在联邦范围内采取暂停措施,以维护公共科研资金管理责任。报告将这一案件作为外国科研任职、美国联邦资助和潜在两用技术研究相互交织的代表性案例。

在基础研究开放政策的法律解释方面,报告专门讨论美国1985年由里根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189号》(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189,NSDD-189)。该指令确立美国基础研究成果原则上应尽可能保持公开传播的政策取向,并将保密分类作为控制敏感科研信息的重要方式。报告指出,美国部分高校和科研组织长期援引该指令,反对扩大对基础研究及国际学术合作的限制。委员会认为,NSDD-189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竞争环境,早于当前全球化科研网络、云端研究协作、先进人工智能体系和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也早于中国与美国科研体系建立广泛联系的时期。报告主张,NSDD-189应当结合当前国家安全环境重新解释,其支持基础研究成果开放传播的原则,不应被用于阻止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条件、外国合作对象及高风险机构关系实施管理。委员会还强调,美国在1985年已经存在出口管制、涉密技术管理、制裁制度和其他国家安全保护措施,因此基础研究开放政策不意味着科研活动可以完全脱离政府监督。报告据此支持在保留一般性科学开放原则的同时,扩大对特定科研关系和联邦资金使用条件的限制。

针对科研安全措施可能造成排外情绪和针对华裔研究人员歧视的批评,报告专门设置“排外主义指控”部分进行反驳。委员会声称,美国科研安全调查的目标是涉及外国机构、科研资金、利益冲突和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具体行为,而非研究人员的族裔、国籍或文化背景。报告承认华裔科研人员长期对美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但同时指责中国政府通过人才政策和有关科研合作计划吸引海外科研人员参与中国科技发展,部分项目涉及知识产权、共同论文发表、研究成果转移以及与中国科研机构建立长期联系。委员会认为,美国高校和部分华裔社会组织在批评科研安全审查可能具有歧视性时,对中国有关人才政策关注不足,并特别提及美国百人会等组织。报告强调,相关监管应当围绕研究人员的具体行为、合同义务、资助安排和机构联系开展,而不是单纯依据个人身份作出判断。委员会将这一论证用于回应社会组织及大学对加强涉华科研审查可能影响学术平等和国际人才流动的质疑。

在制度改革建议部分,报告首先要求国会推动通过《防范对手获取创新与科研成果法案》(SIRA Act),建立覆盖联邦科研资助体系的统一限制规则。按照报告列出的政策方案,任何个人在参与或执行联邦资助研究项目期间,均应受到与美国政府限制清单实体及其关联人员开展研究合作的相关禁令约束。报告强调,这一限制不应仅适用于直接签订合作协议的双边研究活动,还应覆盖通过第三国科研机构、多边研究项目以及共同署名论文形成的相关合作,但对无法反映实际作者联系的超大规模共同署名研究设置例外。委员会认为,只有将间接合作和分布式科研关系纳入审查,才能减少高风险实体通过复杂研究网络继续参与美国资助项目的可能性。报告将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实体清单、国防部门依据《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和第1286条建立的相关名单、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清单,以及《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等列为可能适用的限制清单。委员会同时指出,美国国防部门已经调整相关风险评估办法,将部分受限制实体科研合作纳入管理。报告鼓励高校在国会完成立法前主动采取类似内部禁止措施,以减少对新增法律授权的依赖。

第二项改革建议是建立统一的科研论文作者贡献披露制度。委员会主张,至少所有由联邦科研经费支持的学术论文、预印本、会议论文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均应按照统一标准记录每名作者的实际贡献,包括研究构想、方法开发、实验实施、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经费获取、研究监督、论文撰写和项目管理等具体任务。接受联邦科研资助的高校及研究机构应当核实相关记录的准确性,并将其作为正式科研管理档案保存。报告认为,标准化作者贡献记录可以提高科研成果与参与人员之间的可追溯性,有助于识别共同署名背后的实际合作关系、研究任务分工及资金支持情况。委员会还建议联邦机构评估故意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作者贡献信息的法律及行政责任,包括是否构成科研不端、虚假认证或违反联邦资助条件,并在符合规定时采取暂停项目、取消资助资格和其他行政措施。报告试图通过这一制度,将传统主要用于学术伦理管理的作者贡献声明进一步纳入科研资金和国家安全合规监管。

第三项改革建议是建立鼓励大学主动强化科研安全的政策激励体系。报告提出,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对采取高于最低监管标准的科研安全措施、主动限制高风险合作、完善外国关系核验和长期监督制度的高校授予“可信大学”(Trusted Universities)资格。委员会建议,在符合法律规定并保持科研质量评审原则的前提下,将这一资格与部分联邦科研资助竞争机会挂钩,使科研安全管理表现较好的大学能够在相关项目申请中获得额外考虑或优先支持。报告认为,科研安全监管不应仅表现为高校需要承担的行政成本,还可以成为其获取更多科研资金、扩大实验室规模和吸引科研人才的竞争优势。对于研究活动水平较高并希望进一步提升科研能力的R2类高校,委员会认为获得更多联邦资助可能有助于扩大研究规模、改善科研设施,并推动其向R1类研究型大学发展。报告提出,通过这种资源分配机制,可以鼓励大学之间形成科研安全管理竞争,促使更多机构主动执行限制清单审查、合作对象核验和持续监督要求,逐步将科研安全表现纳入美国高校科研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制度激励体系。

第四项改革建议是扩大联邦政府根据事实调查结果实施行政暂停和取消资助资格的权力。报告认为,刑事定罪、民事判决或者正式起诉不应成为科研资助行政处理的必要前提。委员会指出,刑事及民事案件是否进入司法程序,可能受到证据标准、司法资源、案件优先级、管辖权和涉案金额等因素影响,检察机关未予起诉也不必然意味着有关科研资助行为完全符合行政管理规定。报告因此主张,各联邦科研资助机构应统一运用现有事实型行政暂停与取消资格机制,对重大外国关系披露遗漏、虚假科研申报、利益冲突及违反资助条件的行为进行处理。可以作为行政决定依据的材料包括监察长调查结论、机构内部记录、审计结果、当事人陈述、科研资助文件以及其他可信证据。委员会还建议更加积极地运用行政虚假申报处理权限,对涉及重大事实不实、隐瞒研究支持和错误认证的科研活动实施监管。相关措施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个人研究人员,也可能包括接受资助的大学、科研机构及关联实体,其目的在于通过资金资格管理提高联邦科研体系的合规约束力度。

报告最终将上述制度改革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限制实体名单、统一作者贡献记录、高校科研安全激励和行政处罚制度,建立覆盖科研合作对象、研究过程、成果发表及资助资格的综合管理框架。委员会认为,美国联邦科研资金的配置应优先服务本国科技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战略产业发展,而高等教育机构不能仅以学术开放、科研自主或国际合作传统为由拒绝政府设置的资助条件。报告强调,强化科研安全并不以全面停止国际科学合作为目标,而是试图对涉及美国政府限制名单、潜在外国军事用途、外国研究关系隐瞒及其他被认定为重大风险的合作活动设置更加严格的限制。其提出的主要政策方向,是推动美国联邦科研资助管理由以申请阶段披露和高校自主监督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向统一实体审查、持续科研关系核验、资助条件约束和行政责任追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并将中国相关科研机构及其国际合作网络作为重点审查对象。

二、分析研判

(一)美国将中国科研能力增长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企图把科研安全审查升级为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的系统性遏制工具

美国众议院涉华特别委员会发布科研安全报告,反映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正在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政策转向,即从阻止特定敏感技术向中国转移,进一步发展为限制中国参与国际知识生产、前沿科研合作和全球科技资源配置。报告以“科研窃取”作为核心指控,将科研经费申报违规、境外学术任职、人才引进、共同论文署名以及正常科研合作等法律性质和实际风险存在明显差异的活动,纳入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国家安全审查框架。这种叙事安排的关键,在于将原本需要具体证据证明的科研违规问题,延伸为对中国科研体系获取国际知识、人才和研究资源能力的普遍性怀疑。报告反复强调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将中国科研机构获得技术经验、提升研究能力、建立国际学术联系乃至提高论文影响力,均视为可能损害美国战略利益的风险因素。这表明,美方关注的已不只是违法获取科研成果,更包括中国通过正常科研合作积累技术能力、缩小国际科技差距的可能性。其政策逻辑是将中国科研进步与美国相对技术优势变化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干预原本由研究价值、专业分工和科研诚信决定的国际学术合作关系。

尤其具有战略指向的是,报告试图重新界定基础研究开放原则,将实验失败记录、模型参数调整、算法优化、技术排障、数据处理以及研究人员之间的非正式知识交流纳入需要保护的战略资源。按照这一逻辑,技术是否已经受到出口管制、相关知识是否具有明确军事用途、研究成果是否公开发表,都可能退居次要地位,合作关系是否有助于中国积累未来技术能力则成为新的政策判断依据。由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先进材料、生命科学和半导体等领域普遍具有长期发展潜力,任何前沿基础研究都可能在多年后形成产业或军事应用,将潜在未来用途作为扩大限制的主要理由,实际上为持续扩张科研安全审查提供了极为宽泛的政策空间。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美方正在试图把科研活动本身转化为国家间技术竞争的可控资源,将科研合作资格、知识交流渠道和国际学术网络的准入权纳入政府战略管理。报告提出的共同署名审查尤其说明,部分原本用于确认科研贡献和传播知识的制度,正在被赋予识别外国技术受益者的安全功能。如果这一政策持续推进,正常科研合作中的知识共享、方法交流和学术信誉提升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形成由技术出口管制向知识生产过程控制延伸的制度变化。其战略实质,是利用美国在全球科研体系中的既有资源优势和制度影响力,提高中国参与关键国际科研网络的成本,延缓中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能力积累,并试图通过控制知识流通条件延续美国的相对科技优势。

美国科研安全政策因此呈现出由具体违法行为治理向广泛科研关系审查转变的倾向,由保护已有技术优势进一步延伸至限制竞争对手形成未来创新能力。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变化意味着外部技术限制的对象正由先进设备、核心软件和特定技术成果,向科研基础设施、合作研究过程、学术网络和高水平人才交流持续扩展,相关风险具有更强的长期性、隐蔽性和制度延续性。

(二)美国以联邦科研资金为杠杆整合国会、军方与高校监管,将对华技术限制嵌入科研资源分配和学术资格管理体系

美国强化科研安全审查的制度设计正在超越传统的个别科研合作限制,转向以联邦科研资金为核心、以政府限制清单为依据、以高校内部合规制度为执行载体的系统性管理模式。2026年5月,穆勒纳尔提出H.R.8901号《防范对手获取创新与科研成果法案》,试图将美国不同政府部门制定的限制实体名单与联邦科研资助资格直接连接;10月13日发布的报告则集中反驳高校和科研团体针对严格监管提出的13类异议,为进一步扩大禁止性措施提供政策论证。10月19日,穆勒纳尔公开支持美国国防部门开展的高校科研安全审查,并根据相关审查结果宣布已有80余项美国大学与被美方列为关注对象的中国实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被终止。相关行动表明,联邦政府可以利用既有科研资助和国防研究管理权限推动高校调整合作关系,而国会正在尝试将部分部门性管理实践转化为适用范围更广的统一规则。

SIRA法案仍属于立法提案,但其政策设计与军方已经实施的科研安全审查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制度路径。更具战略影响的是,报告将出口管制清单、军事关联机构名单、经济制裁名单以及其他不同法律目的下形成的限制性认定,尝试整合为科研合作资格审查依据。这意味着美国原本分散于贸易监管、金融制裁、国防采购和科研管理的政策工具,可能通过联邦资助制度发生交叉作用,使特定中国实体在一个领域受到的限制,进一步影响其参与国际科研活动的机会。与此同时,报告提出的“可信大学”激励机制,试图改变高校开展国际合作的利益计算方式,将主动限制高风险科研关系与获取联邦研究经费、提升科研机构竞争力以及扩大实验室建设联系起来。

其制度效果可能超出传统行政命令:高校为维持经费来源和研究声誉,可能主动强化内部限制清单审查、扩大外国关系核验范围,甚至提前终止尚未发生明确违规行为的合作项目。政府负责确定风险对象和资源分配条件,高校承担具体审查与执行责任,科研人员则为了持续获得项目资助而调整合作对象和研究安排,由此形成资金约束、机构管理和个人行为相互强化的政策机制。报告还主张扩大依据事实调查结果实施行政暂停与取消资助资格的权力,使联邦机构能够在未形成刑事定罪的情况下,依据监察长报告、审计发现及其他可信证据处理科研资助违规行为。这一安排可以用于解决确有证据支持的合规问题,但如果缺乏统一的证据门槛、合理的申辩程序和有效救济制度,也可能使科研安全审查成为影响机构发展和学者职业生涯的高强度行政工具。

美国由此正在探索通过财政权力重塑科研合作规则的路径,其影响力来源并不局限于国会能否通过某项新法,而在于联邦政府能够持续影响研究项目批准、科研经费发放、高校合规评级和科研人员资助资格。科研安全规则一旦被嵌入资金申请、研究执行、成果发表及后续审计的全过程,就可能成为不依赖单次政治动员的常态化管理体系。对华科技限制的长期效果也将由传统的禁止出口某种产品,逐渐转化为控制哪些机构能够合作、哪些人员能够参与研究以及哪些国际学术网络能够获得美国公共资金支持。这种制度化转向使科研资源分配具有更加明显的地缘政治竞争属性,并为美国利用其科研资金、大学体系和跨国合作网络影响第三国科研行为创造条件。

(三)美国正将科研论文、人才履历和国际学术网络转化为安全情报资源,对华科研限制可能沿全球知识网络形成跨境扩散

报告将共同论文署名、作者贡献声明、科研经费来源、ORCID学术身份信息及机构关联数据作为科研安全审查的重要依据,表明美国正在探索将传统学术信息管理体系转化为具有持续监测能力的科研安全情报基础设施。与传统科研监管主要依靠项目申请文件、利益冲突声明和特定违规线索不同,报告支持通过文献计量、科研网络分析、资助记录核验和政府限制清单匹配,对研究人员的历史任职、共同作者关系、外国研究支持和跨机构合作进行综合识别。相关数据原本主要服务于科学成果传播、科研诚信管理和学术评价,如被系统整合进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其使用目的和实际影响将发生明显变化。

尤其是共同署名关系具有可检索、可关联和长期留存的特点,研究人员在不同阶段参与的科研项目、学术会议和联合论文,可能持续构成政府审查其国际合作经历的依据。报告以田纳西大学研究人员胡斌相关调查为例,说明美国执法及监管机构已经能够通过论文中的资助声明、机构署名及共同研究信息,追踪研究人员未充分披露的外国科研关系。若进一步结合限制清单自动筛查、科研人员身份标识和跨机构项目数据库,相关管理模式可能由针对单一案件的事后核查发展为覆盖科研活动全过程的持续性风险识别。其风险传导机制在于,学术合作网络通常具有多边联系和跨国组织结构,一名研究人员可能同时参与美国、中国及第三国科研项目,同一研究团队也可能获得不同国家或机构的经费支持。当美国联邦科研资助条件对特定实体及其关联人员施加合作限制时,第三国科研机构为了保持美国资助项目资格,可能被迫重新评估与中国合作方之间的关系。

由此,美国国内科研资助规则可能通过国际联合实验室、跨国研究联盟、多边科研项目和学术人员流动产生间接约束,使对华科研限制的影响超越美国境内。对于中国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最直接的影响包括合作项目审批难度增加、联合研究关系中断、研究人员参与资格受限、科研资源使用成本上升以及部分国际学术网络连接能力下降。对于长期依赖跨国实验设施、国际数据共享和多边研究团队的前沿科学领域,这类限制还可能影响科研项目的组织效率和研究进度。人工智能与量子科技研究需要持续共享算法方法、实验条件和计算资源,生命科学、气候科学及部分基础物理研究也依赖大规模国际合作,过度扩大科研关系审查可能对全球科研活动产生超出特定国家竞争范围的影响。

更具隐蔽性的风险,是正常科研经历可能被长期转化为影响个人科研资格和机构声誉的安全标签。历史共同署名、境外兼职、曾经参加人才项目以及与被列名机构存在间接合作等事实,如果被脱离具体研究内容和实际行为进行机械化风险认定,可能造成科研人员在项目申请、国际任职和跨境合作中持续承受不确定性。报告虽然承认超大规模共同署名存在特殊性,但其整体政策思路仍是扩大公开科研记录在安全调查中的适用范围,未来如何区分真实技术转移、重大申报违规与正常学术关联,将成为决定政策影响范围的重要变量。对中国而言,美国科研安全机制最需关注的长期影响,是将其科研资金优势和学术数据分析能力结合起来,利用国际研究关系的复杂性放大限制清单的外溢效应,推动部分第三国机构在参与美国资助科研项目与维持对华合作之间作出选择。由此产生的制度压力可能逐渐改变国际科研合作的组织结构,使部分学术合作网络由科研需求驱动转向资金来源、机构身份和国家安全审查共同决定,并加剧全球科学研究体系的分化趋势。

(四)美国以科研安全维护既有技术优势,反映全球知识秩序由开放竞争向规则控制转变的深层矛盾

美国对华科研安全政策的深层战略问题,在于其试图将既有科技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决定国际科研合作资格、知识流通条件和研究资源配置的制度权力。过去数十年,美国通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联邦科研资金、全球人才吸引、国际联合研究和开放学术交流形成科技竞争优势,其科学创新体系高度依赖来自不同国家研究人员的知识贡献和长期合作。当前,美国众议院涉华特别委员会却将中国通过国际合作积累科研能力、获取技术经验及提升学术影响力视为潜在战略损失,要求涉华科研合作必须证明能够为美国提供不可替代的独特利益。其政策判断标准已经由合作是否符合法律和学术规范,进一步延伸至合作是否可能增强中国的未来技术竞争能力。这种变化表明,美国部分政策制定者正尝试把国际科研体系由开放竞争和知识共享机制,重新塑造为受国家安全战略和政府资助条件支配的选择性合作体系。

报告对1985年NSDD-189基础研究开放原则的重新解释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该指令长期体现美国支持基础研究成果公开传播的基本政策取向,而报告主张根据新的国际竞争环境扩大对研究关系和政府资助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试图改变基础研究开放与国家安全管制之间的既有平衡。更深层次的制度转向,是将美国限制清单作为科研合作资格的重要判断工具,使行政部门对外国机构的安全认定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参与学术研究、获得国际科研声誉以及进入特定科研网络的机会。当国家安全标准由特定技术转移行为延伸至潜在知识收益和研究能力积累,监管对象便可能由违法活动扩大至具有战略竞争意义的正常科研合作,其适用边界也将更加依赖政府的政策判断。美国拥有依法管理公共科研资金、调查科研欺诈和防范非法技术转移的监管权力,但如果将维护相对科技优势与科研安全目标过度绑定,可能造成科研诚信管理、国家安全调查和对外战略竞争之间的制度边界持续模糊。

美国高校和学术协会对限制性措施提出的反对意见,正反映出这种政策转向与开放创新模式之间存在现实冲突。过度扩大限制可能迫使大学增加复杂合规程序,降低国际科研合作效率,增加优秀人才进入敏感研究领域的制度成本,并削弱美国长期依靠全球人才流动获得的创新收益。其对中国的影响同样具有双重性:短期内,相关政策可能提高中国科研机构参与美国资助项目及部分国际前沿研究网络的成本;长期而言,持续性排斥也可能促使中国加快建设自主科研基础设施、扩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并与其他国家发展更加多元的科技合作机制。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长期积累、路径多样化和知识扩散特征,限制特定合作关系能够提高竞争对手获取部分科研资源的难度,却难以直接决定其自主技术发展的最终能力。

美国如果持续依靠科研安全规则扩大排他性限制,将面临维护技术优势与保持开放创新活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其对国际科研合作施加的限制越广泛,其他国家寻求替代性科研合作渠道、技术标准和研究基础设施的制度动力也可能越强。未来中美科技竞争因此将不仅是芯片、算法、计算能力和先进制造技术之间的竞争,更是科研资金配置能力、知识生产效率、人才培养质量、国际合作网络和全球科研规则影响力之间的长期竞争。决定战略主动权的关键,在于能否持续形成原创科学成果、构建独立可靠的研究条件,并组织具有国际吸引力和制度稳定性的科研合作体系。美国试图通过对现有知识网络施加限制维持竞争优势,可能在部分领域获得短期政策效果,但同时也会增加全球科研网络分化和自身创新体系运行成本。中国应将这一变化视为全球科技治理结构正在调整的重要信号,重点关注美国将科研资助、实体清单、学术关系监测和行政资格限制相互连接的制度趋势,推动基础研究自主能力和国际科技合作网络同步发展,减少对单一国家科研资源及制度规则的依赖。全球科技竞争的长期结果,最终取决于持续创造知识、培养人才和形成技术突破的能力,而非对既有科研网络实施单方面准入限制的能力。

三、结语

美国众议院涉华特别委员会发布《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纳税人资助科研成果》报告,揭示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正在突破传统出口管制和关键技术封锁的边界,进一步向基础研究、知识生产、学术评价和国际科研合作制度全面渗透。报告以“科研窃取”塑造对华威胁叙事,以“国家安全”作为扩大监管的重要依据,试图将共同论文署名、人才引进、科研机构关联和知识交流等正常学术活动纳入战略风险审查,并通过限制清单、联邦资助资格及行政处罚机制建立长期约束。其深层战略指向,是利用美国对科研资金、技术资源和国际学术网络的既有影响力,提高中国获取前沿科研合作机会和参与国际知识生产的制度成本。当科研合作是否促进中国技术进步本身成为风险判断的重要因素,科研安全便可能由防范具体违法行为演变为维护美国相对科技优势的排他性竞争工具。

美国此次政策布局更具警示性的变化,是试图将对华技术限制嵌入国际科研体系的基础运行规则。通过推动联邦资助与限制清单挂钩、将学术关系转化为安全审查线索、以“可信大学”机制影响科研资源分配,美方正在探索一套以财政权力驱动高校自我审查、以机构关联决定合作资格、以行政监管约束国际知识流动的制度安排。这种政策路径一旦持续扩展,可能形成由美国国会提出规则、行政部门实施审查、高校执行限制,并通过跨国科研项目向第三国传导压力的约束网络。其危险性在于,正常科研活动可能因为合作方身份、历史学术联系及潜在技术收益而受到限制,使科研合作逐渐由学术价值判断转向政治安全筛选。美国试图掌握的不仅是先进技术的出口控制权,更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准入条件、科研资源的配置规则以及竞争对手参与前沿知识生产的机会。 这种趋势将加剧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制度分化,并使部分国家和科研机构面临更加复杂的合作选择。

美国科技政策的深层矛盾也由此进一步暴露。美国长期依靠全球人才汇聚、国际科研合作和开放知识交流建立科技优势,如今部分政策制定者却试图以限制竞争对手利用这一体系的方式维持既有领先地位。报告将中国通过合法科研合作获得技术经验、学术声誉和创新能力视为需要防范的潜在战略收益,反映出美国部分对华政策已将维护相对优势置于国际科研开放原则之上。这种以安全审查强化竞争壁垒的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提高中国部分科研机构的合作成本,却也会增加美国大学的监管负担、削弱国际科研合作效率,并对其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能力产生反向影响。更为关键的是,科学知识的积累与技术创新具有长期性和多路径特征,既有科研网络的控制能力无法替代持续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美国可以通过资金条件限制特定合作关系,却难以依靠行政禁令决定中国科技创新的长期发展轨迹;可以提高部分技术合作的门槛,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全球科研能力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必须将美国科研安全政策的制度化扩张视为长期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局限于个别科研合作受到限制的短期问题。应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基础研究体系和关键科研基础设施,强化原创性科研投入、高水平人才培养、核心科研工具研发及重大科学平台建设,减少对单一国家科研资源和合作渠道的结构性依赖。同时完善跨境科研合作合规制度,强化科研经费、知识产权、数据流动和人员任职管理,维护正常国际学术交流,并通过多元化科研伙伴关系、国际学术组织参与和开放科学平台建设,增强中国在全球知识生产及科研规则制定中的制度影响力。未来中美科技竞争的关键,将不仅体现为技术突破速度与产业发展能力,更体现为谁能够形成持续创新的基础条件、组织更具韧性的国际科研网络,并在全球科研治理中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制度安排。美国试图将科研开放转化为选择性开放,将国际合作规则转化为竞争性限制工具,其政策效果终将受到科技创新规律、全球科研合作需求及自身开放体系成本的共同制约。中国需要以更加坚实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更加多元的国际合作体系应对外部限制,将科技竞争的主动权建立在原创知识生产、关键技术突破和长期制度建设之上,而非受制于美国单方面设定的科研准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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