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价:从终端安全、零信任到人的责任,我这一年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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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huz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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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onSec
2026年11月13日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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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越来越喜欢从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技术问题中,寻找它们背后的共同规律。
从终端安全、威胁检测,到 AI Agent、自动化执行,再到 5 月份开始认真阅读《Zero Trust Security》,我逐渐发现,这些领域似乎正在发生一种相似的变化。
我们一直在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大的自由度,以及更强的自动化能力。
让用户拥有更多权限,让软件能够执行更多操作,让系统之间能够自由通信,让 AI 能够代替人完成越来越复杂的任务。
这些变化确实带来了生产力。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
当一个系统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它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来维持这种自由?
而当自由被滥用,或者因为一次错误操作造成重大损失时,这个代价又应该由谁承担?
这可能是我今年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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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本身并不是免费的
回想过去几十年的计算机发展,很多技术进步实际上都在扩大系统的自由度。
操作系统、图形界面、互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逐渐降低了使用技术的门槛。
普通用户不再需要理解底层实现,就可以安装软件、访问网络、处理文件、使用各种在线服务。
开发者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能力。
一个程序可以调用系统 API,可以访问文件,可以启动其他进程,可以连接网络,甚至可以控制其他设备。
如今,AI Agent 还开始获得自主规划、工具调用和自动执行的能力。
自由度不断增加,生产效率也随之提高。
但从安全工程的角度看,每增加一种能力,就意味着系统可能多出一种需要考虑的风险。
一个程序能够访问文件,就需要考虑文件权限。
一个程序能够访问网络,就需要考虑数据泄露和远程攻击。
一个用户拥有管理员权限,就需要考虑凭证被盗用后的影响范围。
一个系统允许不同组件相互调用,就需要考虑信任关系被滥用的可能性。
这并不是说自由本身有问题。
而是自由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同时也扩大了系统需要承担的风险。
能力扩张与风险扩张,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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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端安全: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不断增加检测能力?
做了这么多年终端安全,我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比较直接的感受。
过去,终端安全产品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围绕检测能力展开。
从最早的文件特征识别,到行为监控、内存检测、网络检测,再到 ETW、Syscall、驱动层监控、攻击链分析和未知威胁检测。
安全产品不断扩大自己的观察范围。
我们希望知道系统发生了什么,哪个进程启动了,哪个文件被修改了,哪个程序访问了网络,哪个用户执行了异常操作。
这些能力当然重要。
但有时候我也会想:
为什么一个普通办公用户,需要拥有如此广泛的系统执行权限?
为什么一台普通办公电脑,可以随意运行大量来源不明的程序?
为什么一个普通用户能够长期持有本不需要的管理员权限?
为什么一台终端失陷以后,可以通过已有的信任关系访问大量其他系统?
过去,我们经常试图通过增加检测规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的风险。
但这可能有些本末倒置。
如果一个系统默认允许大量不必要的行为,那么防御侧就必须持续观察这些行为,并判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异常的。
检测范围越大,规则维护、误报处理、性能开销和兼容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这让我逐渐意识到:
有些风险,并不一定需要更强的检测能力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自由度来解决。
例如:
—普通用户不需要长期拥有管理员权限。
—未知程序不应该默认拥有完整的系统访问能力。
—不同业务系统之间不应该默认互相信任。
—一台终端失陷,不应该自然获得访问整个内部网络的能力。
这也是我 5 月份阅读 Zero Trust 时比较有感触的地方。
它并不是简单地增加 MFA、微隔离或者身份认证产品,而是在重新审视系统内部原本被默认接受的信任关系。
过去是先给予信任,再通过检测发现问题。
现在则越来越强调:访问需要经过验证,权限需要有明确边界,信任需要持续评估。
安全不再只是阻止危险,而是开始定义什么样的自由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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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人进入攻击链,终端安全就不再只是技术问题
最近关注的一起币安安全事件,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思考。
根据币安公开的初步调查信息,攻击者通过针对工程师的社会工程攻击,逐步获取内部人员和基础设施相关信息,随后利用被控制的终端、凭证和部署权限,扩大了对内部系统的影响。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环节,是攻击者发现工程师设备中保存着具有容器部署权限的 Token,并进一步利用相关权限触及钱包签名服务。
这里不只是恶意软件、凭证窃取或者终端检测的问题。
它还涉及工程师的操作习惯、开发环境、凭证管理、权限分配、部署流程和内部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如果一名工程师因为不规范的操作,让攻击者获得了进入企业内部系统的机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终端安全建设不够?
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
当然,终端安全能力不足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如果一个工程师的终端一旦失陷,就能够进一步触及高价值业务系统,那么我们还需要检查权限和架构设计。
为什么重要凭证会长期存在于个人终端?
为什么这些凭证拥有如此大的权限?
为什么部署操作没有更严格的身份验证和边界控制?
为什么异常操作没有及时触发独立验证?
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增加终端检测规则解决。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人。
安全架构图里通常有身份、终端、网络、应用、数据,却很少认真建模人的行为。
但人会犯错。
人会疲劳,会赶进度,会图方便,会误判,也会因为工作压力而绕过流程。
有时候,违规操作甚至不是因为员工缺乏安全意识,而是组织设计的流程本身不合理。
例如:
—安全流程太复杂,正常工作受到阻碍。
—开发环境需要权限,但权限申请机制过于缓慢。
—工具安装没有统一可信的分发渠道。
—员工需要使用 AI 工具,但没有明确的安全使用边界。
—长期凭证保存在本地,方便工作,却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
如果组织一方面要求员工遵守规范,另一方面又让员工长期处于不合理的工作环境,那么最终出现违规行为并不意外。
这不是替个人错误开脱。
而是说:
人的行为本身就是系统运行的一部分,不能把它当作系统之外的偶然因素。
安全工程需要考虑人的不完美,而不是假设人永远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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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正严重的问题:组织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
还有一个我认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数字取证。
我们通常认为,数字取证是发生安全事件以后才需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取证能力应该在系统设计阶段就被考虑进去。
假设一名工程师下载了恶意软件,随后发生了凭证泄露。
事后组织需要回答:
1.工程师究竟执行了什么程序?
2.程序从哪里下载,经过了哪些修改?
3.是否有人诱导或控制了工程师的操作?
4.凭证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泄露的?
5.后续哪些身份使用了这些凭证?
6.哪些系统接受了这些身份的授权?
7.是否有人主动绕过安全控制?
8.组织此前是否已经发现异常,却没有及时处置?
这些问题不是依靠员工回忆就能回答的。
它们需要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从终端进程、文件变更、命令执行,到身份登录、Token 使用、代码仓库操作、CI/CD 部署,再到网络连接和最终业务操作,都需要能够建立时间线和关联关系。
而且,日志存在并不意味着证据链完整。
日志可能被删除、修改,时间可能不一致,不同系统的记录可能无法关联。
真正的数字取证,还需要考虑证据来源、完整性、保全过程和可重复验证。
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很多企业愿意为检测系统投入预算,却不一定愿意为日志完整性、审计覆盖率、证据保全和长期留存投入足够资源。
因为这些东西在没有事故的时候,很难体现直接收益。
但一旦事故发生,它们可能决定组织能否查清真相。
如果组织无法还原一个操作是如何发生的,就很难准确判断它为什么发生,更难合理地划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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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合理地惩罚?不能只寻找一个替罪羊
这是我认为整件事情中最值得思考的部分。
例如航空业有成熟经验,犯错无法百分百避免,但一旦犯错就会造成生命危险。航空业非常注重审计与复盘分析。
币安的几十亿美元损失会不会也同样心疼?
安全事故发生以后,组织当然需要追究责任。
但责任追究不应该简单等同于寻找一个人承担损失。
例如,一名工程师没有遵守安全规范,下载并运行了不可信程序,最终导致凭证泄露。
如果证据能够证明其行为违反了明确、合理且经过充分告知的安全要求,那么个人确实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
我们还需要继续问:
为什么这个工程师能够持有如此高权限的凭证?
为什么凭证没有绑定设备、身份和使用场景?
为什么一次异常部署能够触及核心签名服务?
为什么不同系统之间存在这样的信任关系?
为什么组织没有更早发现异常?
为什么关键操作没有独立审批和可验证的审计记录?
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么即使今天处罚了一个工程师,明天仍然可能发生类似事故。
我觉得,合理的惩罚至少需要区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无意错误,但违反了合理的安全规范。
例如员工已经接受培训,明确知道相关操作存在风险,却仍然为了方便绕过安全流程。
如果证据充分,可以采取警告、权限收紧、强制培训、绩效处理等措施。
如果行为造成重大损失,且严重程度与职责要求相匹配,也可以进一步采取纪律处分。
但不能因为发生了事故,就自动认定个人存在严重过失。
第二种:明知风险,仍然故意绕过安全控制。
例如主动规避审批、隐瞒异常、违规共享凭证,甚至在发现问题后故意删除证据。
这种行为与普通操作失误有本质区别。
如果证据证明存在故意违规,应当承担更严格的责任,必要时解除劳动关系,涉及违法犯罪的还应依法处理。
第三种:组织管理和系统设计存在明显缺陷。
例如长期允许高权限凭证保存在个人终端,缺乏最小权限设计,没有关键操作审计,也没有合理的安全流程。
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和系统设计责任人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不能只处罚最接近事故发生点的员工,却不追究那些有权决定权限架构、资源投入和管理制度的人。
第四种:证据不足,无法确定具体责任。
这种情况下,组织首先应该保护证据、调查事实、控制风险,而不是急于处罚某个人。
没有证据的处罚,不仅可能伤害无辜员工,还可能让其他员工在未来更加倾向于隐瞒问题。
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则:
惩罚应该针对可证明的行为和责任,而不是针对事故结果本身。
事故造成的损失可以很大,但这不意味着离事故最近的人就一定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同样,系统存在缺陷,也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随意违反规范。
个人责任与组织责任必须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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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惩罚不能减少下一次事故,它的价值就值得怀疑
这里还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组织为什么要惩罚?
如果只是为了让管理层有一个交代,或者向其他员工展示纪律,那么处罚可能很快就结束了。
但安全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认为,惩罚至少应该实现三个目标:
一是责任归属。
让真正违反职责、滥用权限或者故意绕过控制的人承担相应后果。
二是行为纠正。
让员工认识到哪些行为不可接受,同时让组织重新设计不合理的流程。
三是风险降低。
通过修复权限、隔离、审计和审批机制,降低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的概率。
这也意味着,惩罚之外还需要有明确的整改闭环。
例如:
—撤销不必要的长期凭证。
—将高权限操作改为短期授权。
—将关键部署与个人终端权限解耦。
—建立可信的软件和依赖分发机制。
—对敏感操作增加独立验证。
—建立不可轻易篡改的审计记录。
—对高价值资产实施更严格的隔离。
如果事故调查最后只留下了一份处罚通知,却没有任何架构和流程改变,那么这次事故很可能只是被组织暂时处理掉了。
真正有效的问责,不应该以处罚结束,而应该以风险得到实质性降低作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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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AI Agent 让人的责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今年 AI 的发展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过去,我们使用 AI,更多是让它回答问题、生成文本、辅助编程。
但现在,Agent 正在逐渐获得实际执行能力。
它可以读取文件、运行代码、访问网络、调用 API、操作浏览器,甚至通过多个工具完成复杂任务。
这意味着系统中的执行主体开始发生变化。
过去主要是人发出指令,程序按照预先设计的逻辑执行。
现在,AI 可以根据上下文动态决定下一步调用什么工具、执行什么操作。
于是,责任问题也变得复杂。
如果 Agent 读取了不可信文件,执行了恶意指令,修改了错误的代码,甚至访问了不应该访问的数据,那么责任应该如何划分?
是模型的问题?
是工具开发者的问题?
是部署者的问题?
是授权者的问题?
还是使用者的问题?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 AI 当成一个可以独立承担组织责任的主体。
真正需要追溯的,仍然是人和组织如何设计、授权、部署和监督这个系统。
谁给了它权限?
谁决定了它可以访问哪些资源?
谁配置了执行环境?
谁批准了高风险操作?
谁负责监控和审计?
这些都应该有清晰的记录。
这也让我想到传统终端安全与 AI Agent Security 之间正在出现的交集。
未来的安全系统,可能不仅需要知道哪个用户启动了哪个进程,还需要知道:
哪个 Agent 在什么身份下执行了什么任务,调用了哪些工具,访问了哪些资源,是否超出了授权范围,以及最终产生了什么结果。
当执行能力越来越便宜,约束、验证和责任追溯的重要性可能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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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这一年,我开始重新理解安全的价值
回顾过去的工作,我曾经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恶意软件、攻击行为、检测规则和终端防护。
那时候,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发现攻击、如何提高检出率、如何降低误报,以及如何让安全产品覆盖更多威胁。
这些工作依然有价值。
但现在,我开始觉得,安全行业可能需要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
检测能力解决的是发现问题。
响应能力解决的是控制已经发生的问题。
治理能力则试图让系统长期保持在合理的风险范围内。
取证能力帮助我们还原事实。
责任机制则决定谁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承担后果。
它们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一个完整安全体系中不同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 AI 开始改变软件的生产和执行方式以后,这种变化可能会更加明显。
我们可能会拥有越来越多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软件主体。
它们能够帮助人类完成工作,也可能因为权限过大、上下文污染、依赖不可信资源或者缺少有效约束而产生新的风险。
届时,安全人员需要理解的可能不只是恶意代码和攻击行为。
还包括身份、权限、系统架构、业务流程、人的行为,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太成熟,但越来越清晰的想法:
自由带来能力,能力扩大风险,风险最终需要付出代价。
而这个代价不应该只由事故发生后最容易被找到的人承担。
它应该根据实际行为、职责范围、决策权限和证据,合理地分配给个人与组织。
我们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也不应该为了安全而取消所有自由。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如何识别风险、理解代价,并建立与风险相匹配的约束。
毕竟,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系统,当然很难造成什么损失。
但它也很难创造什么价值。
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无限自由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处处受限的系统。
而是一个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能力、为什么拥有这些能力,以及应该为这些能力承担什么责任的系统。
自由不是没有边界,而是知道边界在哪里;责任不是事故发生后寻找一个人,而是让每一个拥有权力、权限和决策能力的人,都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留下证据并承担相应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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