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乌克兰战争加速了军事技术变革，催生了无人机操作员及程序员等技术型雇佣兵。全球武力市场正转向具备数据攻击能力的专业人才，改变了传统雇佣兵格局。随着战后人员流动，技术专长将成为未来安全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重塑冲突模式与地缘政治博弈。 综合评分： 78 文章分类： 威胁情报,红队,AI安全

无人机操作员、程序员与后乌克兰时代的武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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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007 所长007

蓝军开源情报

2026年1月27日 11:51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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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乌克兰已成为当今世界现代战争最激烈的试验场。然而，这些致命的技术和战术进步不会仅仅局限于乌克兰的战场。战争结束后，人们通常会讨论安全保障和战后重建，但乌克兰战争的结束将引发另一个问题：那些掌握了应对下一场战争的技术诀窍的人将何去何从？

这场冲突已经重塑了关于武装冲突未来的讨论。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如今定义现代战争的技术趋势走向成熟，他们指出，新技术的扩散如今已成为双方军事行动的基础。空中和海上无人机、人工智能目标定位系统以及用于后勤和战场管理的算法工具不再是理论，而是战争的核心工具。联网无人机、商用传感器和数据驱动的目标定位缩短了从目标识别到摧毁的距离。

简而言之，过去需要数天才能完成的杀伤链，现在只需数小时甚至数分钟即可完成。同样重要的是，作战人员已经实时地适应并整合了这些技术。在现代战场上，即兴发挥和实验对于竞争和生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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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人机操作员，乌克兰战后，武力市场，无人机

这是蓝军开源情报的第 502期分享

编译 l 所长007

来源 l 蓝军开源情报（ID：Lanjunqingbao） 转载请联系授权（微信号：Lanjunqingbao2081）

随着战斗和外交的持续，人们的注意力应该转向数以千计身经百战的战士，他们正从冲突中归来。有些人将重返平民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发现这种转变更加艰难。

俄罗斯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一问题的后续影响，退伍军人的回归与涉及平民的暴力事件增加有关，凸显了大规模战后复员带来的安全风险。相当数量的退伍军人将寻求利用他们在战场上获得的技能和经验来谋取利益。乌克兰战争不仅产生了过剩的战斗人员，也产生了过剩的专业军事人才。而对他们的服务需求正在不断扩大。

在冲突双方，人们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涵盖了从无人机操控到利用人工智能加速目标定位、后勤保障乃至战场决策等各个方面。这些并非传统士兵的技能，而是代表着时代的更迭——一场雇佣兵革命的开端。他们的技能将能够跨越国界和冲突，轻松传播。

这预示着更深层次的转变。随着战争技术化程度的加深，雇佣兵格局也将随之演变。未来的雇佣兵不太可能再像传统作战部队那样，而更有可能在技术与武装冲突的交汇点上运作。

步枪兵、炮兵和飞行员仍将发挥作用，但随着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寻求发展自身的技术专长，他们将不再主导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无人机专家、数据分析师、系统集成商、编码员和计算机程序员将日益主导市场。

乌克兰战争并非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源，但它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当冲突逐渐平息后，国际安全市场将由一批新兴的、技术娴熟、适应性强的从业者主导，他们将寻求从自身经历中获利。未来并非雇佣兵的终结，而是其最新的演变。

一、为下一代打造的现成市场

乌克兰战争后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员过剩，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可能出现更多雇佣兵，更在于国际安全环境已具备接纳他们的条件。当今的武力市场受益于持续冲突、外部赞助以及清晰的外国军事劳动力雇佣渠道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因此，从乌克兰和其他冲突地区涌现的熟练退伍军人将被纳入那些已做好接纳他们的冲突之中。

这一趋势反映了供需关系的常见趋同。在供给方面，中东、非洲、欧亚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冲突造就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作战人员。许多人掌握了新的技术技能，使他们处于现代战争技术应用和快速整合的前沿。

在需求方面，面临内部动荡、外部威胁和技术竞争的国家和武装团体正日益寻求提升自身军事能力、跟上快速演变的战争节奏的途径。其结果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专业技能变得尤为宝贵。

这个市场的出现并非仅仅源于乌克兰战争的动态。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和北非的冲突——始于利比亚和叙利亚——成为了无人机、温压弹等新技术的早期试验场，随后这些技术在外部资金和军事支持下扩展到撒哈拉以南 非洲、东南亚和高加索地区。包括土耳其和阿联酋在内的地区强国已开始在其周边地区投资雇佣兵、私人军事公司和公私合营的军事项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趋势使使用外部营利性武装力量的做法正常化并固化下来，这些武装力量与它们所属的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主权。

臭名昭著的瓦格纳集团便是此类吸收模式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萨赫勒地区和中非，瓦格纳集团及其后继者非洲军团以安全支持换取资源开采项目和政治影响力。这一模式展现了雇佣兵如何通过国家支持而制度化。尽管瓦格纳集团更像是一个以人力为中心的企业，最终也只是雇佣兵制度的一种脆弱变体，但它却帮助巩固了将业务外包给新型雇佣兵的理念。

其他国家也效仿了瓦格纳集团的模式。例如，土耳其的影子部署通常依靠包括叙利亚民兵成员在内的第三国国民来守卫矿区，这效仿了瓦格纳集团早先的做法。土耳其通过向萨赫勒地区的无人机飞行员提供为期三到四个月的土耳其培训项目来支持这一做法，同时还直接向萨赫勒地区的合作伙伴派遣土耳其无人机维修技师。

这种模式使各国不仅可以引进战斗人员，还可以引进与特定平台相关的技术专长。同样，在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物资援助与外国雇佣兵相结合，包括部署哥伦比亚雇佣兵。这两个国家都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利用商业中介、空壳公司和第三国国民来保护本国民众免受伤亡和负面舆论的影响。

归根结底，全球安保市场早已熟知雇佣兵格局的演变，并在结构上做好了接纳新一批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的准备。乌克兰可以被视为实战经验与技术融合的孵化器，培养出一批精通各种技能的退伍军人，从无人机操作到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地理定位和分析开源数据以辅助战场后勤，无所不包。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普及，以及这些新从业人员的涌入，未来必将不乏需要雇佣他们的买家。

二、无人机、数据与国防

无人机是这一转变的核心。无人机的多样性及其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使其成为现代军事力量的象征。这加速了全球对无人机的需求及其扩散。

最初，无人机主要以昂贵的高空长航时侦察和致命系统为主，如今已扩展到包括土耳其的“拜拉克塔尔”TB2和“阿金奇”等中空系统、伊朗的“沙赫德”等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改装成第一人称视角打击平台的商用无人机。乌克兰战争表明，无人机技术的效能取决于与之配套的培训。由于每个系统都需要操作员、技术人员、集成商等，即使技术本身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容易获得，对专业技能的需求依然持续存在。

除了无人机之外，对国防程序员和信息专家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降低了信息战的准入门槛，使政权和武装团体都能塑造舆论、招募支持者，并攻击或防御关键基础设施。布基纳法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该国，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针对国内和国际受众，而与此同时，当地的暴力冲突却在加剧。

在布基纳法索，军政府领导人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利用“人工智能垃圾”视频攻击城市居民和外来者，这些视频中出现了碧昂丝和贾斯汀·比伯等国际名人赞扬他领导的画面——此举旨在平息国内异议，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对类似技术的需求可能会激增，从而为商业牟利开辟道路。

但其能力远不止于宣传。程序员越来越有可能因其能够实现远程攻击，打击军事和民用目标而变得炙手可热。虽然这些技术并非史无前例——以色列曾在2011年对伊朗核浓缩设施发动了著名的“震网”网络攻击——但近期的行动表明，跨越地理障碍和国界的行动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攻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军用飞机；俄罗斯利用零工经济对欧洲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寻呼机攻击，这些都表明程序员在攻击高价值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本新书指出，美国科技巨头Palantir公司的软件在“死神寻呼机行动”中为摩萨德提供了支持。

尽管专家指出，圣战分子和叛乱分子对人工智能的实验主要集中在信息战和招募活动上，但人们越来越担心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其他新兴技术会被这些组织用于邪恶目的。随着各国和武装团体调整其防御能力，投资于从网络防御到加固脆弱基础设施等反制措施，对技术娴熟的雇佣兵的需求可能会加速增长。

这引出了关于新一代雇佣兵的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需求并非完全源于对技术的乐观预期，而是源于技术如何改变作战速度、增加归因难度，以及在武装冲突中改变战场上的相对优势。对于面临持续不安全局势的国家而言，甚至在那些并非如此的国家，技术能力都被视为现代军队和现代战争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交易主义有利于雇佣兵

雇佣兵主义并非凭空产生。其历史渊源，例如意大利教皇国的雇佣兵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兰茨克内希特雇佣兵，都存在于长期动荡和交易型外交政策盛行的时期，其特点是联盟关系薄弱且频繁更迭。如今亦是如此。随着安全伙伴关系日渐脆弱，联盟关系日趋灵活，交易型关系日益影响着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追求安全的方式——而雇佣兵恰好适应了这种环境。

当今的战略格局呈现出传统安全安排可持续性日益不明朗的趋势。跨大西洋安全体系面临着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内部压力，而大国竞争和地区势力扩张正在重塑长期以来关于权力平衡的既有认知。

与此同时，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君主国等地区强国采取了更为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对于在这一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摸索前行的弱势国家和武装团体而言，依赖单一外部担保人的风险似乎越来越大。而雇佣式安全保障则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险选择。

这种向交易主义的转变在中东和非洲已经显现，如果乌克兰战争结束，这种转变很可能会加速。交易主义安全安排并不优先考虑长期合作或共同价值观，而是奖励政治灵活性和经济利益。然而，交易主义会产生反作用。在马里，圣战组织利用雇佣兵行动对平民的暴行，加大了招募力度。依赖营利性军事行为体的交易主义外交政策，非但不能消除不安全因素，反而有可能加剧不稳定和暴力循环。

正如乌克兰战争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和可及系统正在缩小传统军事优势并催生对新型技能需求的时代。与此同时，技术和军事技能也越来越容易跨越国界和冲突进行转移。对各国而言，挑战远不止于管理新技术。它们必须应对这样一个新现实：一支日益壮大的技术娴熟的军事人员队伍正在当今战场上被锻造，并将改变未来军事力量的市场格局。

这些新出现的行动者并非受单一动机或不满情绪驱使。有些人怀有意识形态信念，包括受冲突经历影响而形成的极端主义和千禧年主义世界观。许多人则受经济利益驱动，这反映了战后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困境。雇佣兵主义、贪婪、不满和极端主义的交织将加剧宗教和种族冲突、跨国犯罪以及社会不安全。最终结果并非重返旧式雇佣兵主义，而是开启一个技术专长与以往人力资源同等重要的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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