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总结： 本文探讨了NBIC聚合技术赋能下的认知战，分析了认知偏差导致决策失误的原理及案例，详述了基于AI深度伪造、生物药物及脑机接口的控脑工具。针对美国在该领域的战略储备，文章建议我国利用AI监测威胁、研发认知疫苗及制定脑机接口防御标准，并加强公众素养与军事训练，以全面提升认知域的安全防御与对抗能力。 综合评分： 85 文章分类： 威胁情报,安全建设,社会工程学,AI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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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NBIC 聚合技术视域下的认知战：致效关键、技术工具、启发和建议

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

2025年9月22日 23:59 四川

文章来源：《情报杂志》网络首发论文

摘要:

[ 研究目的] 在 NBIC 聚合技术的视角下研究认知战的致效关键、“ 武器化”控脑工具以及在认知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我国提早研判认知领域潜在风险和挑战,提高认知战对抗能力提供借鉴和参考。

[ 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调研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介绍了认知偏见形成的原理和种类,回顾了认知偏见导致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基于 NBIC 聚合技术制造“武器化” 工具的方法以及利用认知偏见操纵目标对象认知和行为的路径。

[ 研究结果 / 结论] 未来,NBIC 聚合技术将促使认知域对抗工具、博弈手段、策略制定等发生重大变革。 面对认知域对抗的复杂和严峻态势,本文在 NBIC 聚合技术赋能认知作战能力、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中受到启发,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提出了认知战防御建议。同时提出需要对认知战进攻的制胜手段和措施开展研究,以全面提升我国认知战对抗能力。

关键词:NBIC 聚合技术;“控脑” 工具;认知偏差;纳米技术;脑机接口;认知科学;认知免疫

中图分类号:G354  文献标识码:A

0 引 言

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网络中心战”论证报告指出,未来信息化战争将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个维度展开。由此,延伸出了认知战的概念。 2017年9月,前美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 (David L. Goldfein)首次在军事上提出“认知战”的概念,“我们正在从物质消耗的战争过渡到认知的战争”,尽管他提及的“认知战争” 还只是对一种区别于 传统战争形态的新型战争模式的简单描述,但这意味着认知战被正式纳入美军作战理论体系。2020年3月,北约盟军司令部发布报告《作战2040：北约在未来如何竞争》,启动“作战2040”认知战项目,宣告“认知战”概念的正式登台。 认知战的场域范围覆盖全球,目标人群既包括国家领导、社会有影响力的精英阶层,也包括普通公众。认知战的攻击对象是人脑,超越了信息战、舆论战和网络战对人类的影响,通过脑机接口、神经计算植入物、生物化学认知增强技术等技术将催生出认知战新的进攻和防御形式。随着人工智能从单一的技术手段向综合的技术模式转型,带来了算法干涉、信息茧房、用户隐私侵犯以及信息失真等问题, 直接或间接地为认知战提供了新的工具,极大地提升了认知战的影响力和效果。

20世纪末提出的NBIC(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即纳米,生物,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聚合技术将极大的拓展人类的认知和交流，NBIC的概念是由70多位美国一流科学家在提交一份480多页标题为《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时提出的,是指要把四大科技NBIC聚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学科综合体。NBIC通过整合现有关于人类行为的多种驱动因素的知识,利用更加强大的认知能力实现对人类大脑的全面了解,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会有一个重大飞跃。

目前,学界主要围绕认知战与心理战、舆论战、信息战的区别和联系,认知战的演进过程,认知战的特点和操纵手段,认知战的传播机理,认知战的风险与治理路径,认知战实践研究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算法等对认知战的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但在跨学科交叉融合,综合分析与应用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认知偏差是如何形成的?认知偏差是如何影响平战决策结果和行动的?我国应该如何应对隐蔽性强、被称为“影响力武器”的认知域攻击?为了弄清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明晰了认知战对抗致效的关键因素;然后,回顾了叶希亚姆车队战役、“中国农场”战役、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中由于认知偏差导致决策失误的案例,这些案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接下来,分析了利用NBIC聚合技术制造心理、药物和物理三种“控脑”工具赋能认知战作战能力的技术路径;最后,从美国国防部高级技术研究计划局将NBIC聚合技术用于人脑认知分析的研究成果,其所具备的认知作战能力和我国国家安全面对的潜在威胁等方面受到启示,提出了应对认知战风险与挑战的建议,为增强我国认知域对抗能力,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1.认知战的致效关键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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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战实际上是利用人脑认知机制的缺陷开展认知攻击的过程,致效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操纵信息迷雾给目标群体输入错误信息,影响其观察、决策和行动;二是通过开展不对称叙事,给目标群体带来正确信息的错误解释,制造认知偏差,形成认知扭曲效应;三是通过实施反射控制,驱动目标群体沿着预设的方向决策和行动。其中,认知偏差是认知域对抗的关键因素,决定了能否操纵目标群体的思想和情感,能否改变和控制目标群体的行为,最终能否实现预期目标。

1.1人脑信息处理的客观脆弱性产生认知偏差

人类记忆是指人脑对经历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记忆的基本过程可以分成“记”和“忆”,“记”包括识记和保持,“忆”包括回忆和再认。根据识记是否有目的,把识记分为无意识记和有意识记两种。无意识记是指没有预定目的,在识记过程中不需要意志努力、自然而然发生的识记,这种心理结构使我们无法意识到许多产生在思想和情感中且影响行为的事物。即使人类尽最大努力使信息的加工处理在有意识操控下进行,但实际上绝大部分行为还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人脑信息处理的脆弱性。认知战发动主体正是借此原理利用技术手段影响和操纵对抗客体心理,引导其思想和情感朝着有利于主体利益和期望的方向发展。

人脑处理信息的加工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记忆主要包括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部分，每两个部分之间通过过滤器相连接。如果把信息处理过程模拟成工厂的生产流水线，工人将零部件放在传送带上并送往下一个环节继续加工处理,那么人脑在处理信息时就是通过不同的过滤器将筛选后的信息输送到下一个记忆模块完成不同类型的记忆。

其中,注意力是决定哪些信息能够进入人脑意识并允许送往下一个环节的过滤器。认知心理学奠基人米勒在他的著名论文《神奇的数字7依2:我们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里表述：在瞬时记忆中,人脑处理信息有一个魔法数字7(正负2)的限制。也就是说,人的大脑受到瞬时记忆储存空间的限制,最多能同时处理5到9个信息组块,一般平均只能记下7个信息组块,超过9个信息组块,将会使大脑出错的概率大大提高。可见,人脑的认知系统并不完美,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容易受到干扰和遗忘的影响,注意力广度、深度和存储容量等因素导致人类在感知、判断、记忆和解释信息时出现的系统性错误,即形成认知的偏差。

1. 2认知偏差的种类及其导致决策失误的案例

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在思考和判断时容易陷入无意识状态,当无法即时获取相关信息时,就不能可靠地评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当环境充满压力和时间限制时,决策和行为就容易出现偏差。

1.2.1可用性启发。也被称为确认偏差,是指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忆支持已有信念或假设的信息,而忽视或贬低与已有信念相悖的信息。就像流水线上的筛选工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喜欢挑选他们熟悉的零部件一样,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选择性注意力”,这意味着人类大脑更愿意处理已经了解、可以支持已有观点的信息,而不是未知、与先前观点相矛盾、存在质疑的信息。

决策者根据过去的经验容易引发可用性启发,决策者经验越丰富,通过头脑中事件的难易程度来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越容易产生此类偏差。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叶希亚姆车队战役,以色列Carmeli旅第21步兵营营长本·阿米·帕赫特,在确认极有可能有大量敌军埋伏的情况下,仍坚持原有作战方案,导致部队遭受敌军伏兵的攻击。最终,帕赫特阵亡,仅有极少数士兵幸存。其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是以军指挥官在面临决策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以前由他指挥的车队成功完成护送任务的心理模型,即出现了可用性启发,最终造成严重的战场损失。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双方都积极利用可用性启发产生“首因效应”,以达到认知对抗中“先声夺人”的效果。一方面,北约国家抢先在社交媒体等新闻媒介上披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计划,还宣称其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劝说俄罗斯放弃该计划。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演讲,声明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由于北约的持续东扩,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制造受众心理上的“第一印象”,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占领道德制高点,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1.2.2权威认知偏差。是指人们倾向于服从权威或专家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不符合事实或者逻辑。人们在面对复杂和不确定性问题时,通常会高度依赖权威人物的判断,而忽视自己独立思考和验证信息的能力,如果用羊群来形象解释这种偏差,可以描述为受众群体会像羊群跟随牧羊人一样跟随权威观点。比如:域外势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上其运营和掌控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公知大V,转发包含对目标客体负面评价的文章、图像、视频或者消息,从而达到快速传播、扩大影响力,进而煽动群体性事件发生,甚至演变成街头暴力活动,引发目标国内社会动荡。

此类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依据社会影响力和权利等级,而不是依据最新可靠数据来确定情报的优先顺序。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中国农场”战役中,以色列伞兵第35旅指挥官乌兹·亚伊里上校试图强行突破由埃及军队驻守的苏伊士河畔沼泽和深沙地带,以打开被埃及部队控制的战场交通线,被认为是一次“真正的自杀式行动”。在当时战场环境下,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从多个渠道收集到了有关埃及部队军事部署和战斗序列的情报。但是,由于亚伊里上校更相信上级提供的信息,而不是下级前线指挥官提供的埃及军队阵地位置的准确情报和明确警告,陷入了权威认知偏差,当敌人掘壕据守且拥有优势火力时,盲目下达让士兵在开阔地形搜索、发现并摧毁埃及小型突击队的命令,最终惨遭失败。

1.2.3决策回避偏差。是指避免做出选择、推迟做出选择或者继续当前的行动方案而不作出改变。如果积极作出有争议决策比完全不作为会招致更大的责备,那么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回避决策被认为是首选策略。特别是,群体性压力也会催生决策回避偏差。

在“中国农场”战役中,亚伊里上校的上级和下级同时对他施压。一方面,亚伊里的指挥官向他强调其作战任务在苏伊士运河整体战争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战场形势到了关键时刻,要求他立刻执行进攻计划。另一方面,亚伊里上校率领的第890营伞兵没有参加过任何重大战役,担心会“错过”这场战争,求战欲望强烈。如果亚伊里在当时的处境中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将同时违背上级和下属的意愿。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决策回避偏差使他选择坚持原作战计划。

1.2.4过度自信偏差。是指对自己的认知、判断和能力过度自信,夸大地估计了己方相对于对方的能力。决策者如果过度自信高估己方的优势,而极大的低估了对手的能力,会导致决策失败。

在叶希亚姆车队战役中,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媒体和军事言论中普遍存在犹太民族高度的群体自尊情绪和对敌方的极度轻视,认为自己士兵的形象是一名无畏勇猛的战士,而敌方的士兵则是非正规化和无能的。过度自信偏差使得以色列指挥官阿米·帕赫特过于相信自己的战斗力优于敌方,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增强了过度自信偏差,最终因为决策失误遭受敌方的致命打击。

开始于2022年2月的俄乌冲突,俄罗斯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开战当初过于自信,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低估了乌克兰军队的实力,导致基辅一战失利,没能在预想的短时间内取得胜利,从而使得欧美国家有机会援助乌克兰。俄军在没有空中支援和重型装备的前提下,派遣30多架直升机和200多名精锐空降兵空降基辅,意欲控制安东诺夫机场,然后再空运大批重型装备和士兵降落到机场对基辅进行突袭,实现全面占领基辅从而控制乌克兰的目的。但是,乌军快速调集附近的军队,用重炮摧毁了安东诺夫机场,全歼了俄军200多名伞兵,由于机场被破坏,几十架携带大量重型装备的伊尔76运输机无法降落,只能被迫返航。这次战役是俄乌冲突的重要转折点,由“闪电战”变成了“持久战”。

1.2.5其他类型的认知偏差。(1)想象力偏差。倾向于根据对未来事态自我想象的风险程度来评估风险,而评估结果与风险的实际程度并不相符,导致越容易想象到的风险被评估的危险等级越高,而不容易被想象到的风险,则会被严重低估。决策者在缺乏时效性信息时,只能被迫依据假设情景数据进行判断,就会加剧想象力偏差风险。(2)过度强调问责偏差。因为过度强调问责,从而决策倾向由规避风险转向风险偏好。过度强调问责偏差将行动目标框定为“得与失”和“胜与负”,导致即使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也意欲冒险争取胜利。(3)元认知偏差。是指个人在认知过程中对新知识的适应和调节能力。元认知偏差与决策者的认知灵活性和适应性有关,决策者在处理与以往成功经验不同的新信息时,如果准备不充分,就不能及时在新环境中更新认知模型,无法做出正确决策。另外,还有乐观偏差、悲观偏差、基本归因偏差、现状偏差等,每种认知偏差都有其影响因素,会导致错误解读情报信息,无法准确预测未来趋势,难以生成备用方案,不能根据变化实时灵活调整行动计划,无法做出与当前情景相适应的理性决策。

认知偏差是认知战的致效关键,在认知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是会使敌方对战场态势、己方意图和能力等产生错误判断,从而做出不利于自身的决策。

二是通过诱导敌方产生认知偏差,可以使其在决策时受到情绪、偏见等因素的干扰,难以保持理性。

三是认知偏差会引发敌方士兵和指挥官心理动摇,降低其战斗意志。

四是利用认知偏差可以制造敌方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影响其团结和凝聚力。

五是通过使敌方产生认知偏差,可以塑造有利于己方的国际舆论环境。

六是通过影响敌方民众的认知,可以削弱其对本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在战略上孤立敌方。

七是通过认知战手段,可以在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达到削弱敌方战斗力和影响力的目的,从而降低作战成本。

2. 利用NBIC聚合技术制造“武器化”工具,赋能提升认知作战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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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战中,使敌方产生认知偏差是一种高效且隐蔽的作战手段,能够在多个层面削弱敌方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同时增强己方的战略优势。因此,使敌方产生认知偏差成为认知战的核心任务。NBIC聚合技术可以被用于制造“武器化”工具,利用技术手段为认知战中己方提供支持和增强能力,影响目标对象的认知、思维和行为,使敌方无意识地形成认知偏差,达到影响其决策、削弱其战斗意志和扰乱其社会秩序的战略目标。比如:利用纳米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神经调节技术研发精密的脑机接口,能够更加准确地读取和调控大脑活动,通过刺激或抑制大脑中的特定区域可以改变个体的情绪状态、注意力水平或决策能力;通过生物药品能够更加细致地调节人脑功能和认知能力;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分析目标对象的行为和偏好,制定更加有效的认知攻防策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特定观点和立场,操纵群体情感氛围能够更加广泛地影响群体的认知和行为等。因此,NBIC聚合技术在认知战的战略计划制定、战争局势分析、敌我双方作战能力评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1 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相聚合,制造心理“控脑”工具增强精准隐蔽作战能力

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相结合,使得认知战隐蔽性更强,传播效率更高,心理操纵更精准,破坏强度更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算法赋能的加持下,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在线社区和其他数字平台,能够批量制造与散播特定信息,控制受众知识的获取。依据群体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原理,通过渗透分化、伪装欺骗、心理威慑、感情伤害、暗示诱导等手段,干扰、改变目标对象的认知过程,扭曲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阻止、破坏目标对象的决策体系,实现认知战预期目标。

一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混淆视听,引发“首因效应”,制造混乱局面。深度伪造技术被用于创建逼真的虚假视频和音频,促使人脑产生权威认知偏差。通过面部篡改、语音合成技术伪造政治领导人的声明,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俄乌冲突发生初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投降”的深度伪造视频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并被广泛传播,该虚假视频中泽连斯基号召士兵放下武器放弃战斗。除在社交媒体传播外,黑客还攻击了乌克兰广播新闻媒体Ukraine24,在电视直播中播放了关于泽连斯基的虚假消息,在网站上发布了该“深度伪造”视频。虽然,泽连斯基随后发布自拍视频,澄清称乌克兰绝不会向俄罗斯投降,但虚假视频的“首因效应”已经产生了“骗子红利”,让人们对泽连斯基视频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同时,关于普京的虚假视频也曾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视频中普京表示将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一份长达五年的路线图,让克里米亚成为乌克兰境内的一个独立共和国。这两个案例充分展现了心理“控脑”工具在认知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操纵着目标群体认知和行为,使得认知战更加难以被察觉和防御。另一方面,心理“控脑”工具的使用也会对军队的凝聚力和战争走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伪造领导人的虚假视频可以为发动战争提供借口,伪造指挥官的命令会导致军队行动混乱,甚至出现大规模投降现象。

二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在“信息茧房”中重复印证虚假信息强化预设认知。首先,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个人浏览网页、社交网络活动、发帖观点倾向等数据进行收集,依据用户的兴趣偏好、生活习惯、情感趋向和意识形态等特征设置标签,准确勾勒用户的认知画像。然后,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用户分群聚类,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情绪、立场、态度、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标识群体行为特征。接下来,通过训练数据和算法设计预设立场,应用算法推荐技术实现推送内容与用户的精准匹配形成认知固化,产生“刻板印象”,导致用户被困于“信息茧房”,使得不同民族、阶层、背景受众之间的思想鸿沟越来越大。

根据米勒关于人脑处理信息由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的原理,只有那些经过多次频繁传播的内容,最终才会进入长期记忆的空间,当信息被重复呈现时,人们更容易回忆起这些信息,认为它们更加可信,这种认知上的“易接近性”让人们误以为这些错误的信息是真实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性正是利用了该原理,使同质信息在“茧房”中得到反复“印证”,“回音室效应”诱导受众产生虚假印证且重复强化预设认知,“认同效应”极大地提升了虚假信息的可信度,直至变为“真相”。在俄乌冲突中对抗双方也采用了这种认知操纵方法,通过在社交媒体上使用大量政治机器人自动生成虚假内容并与人类用户互动,利用“信息茧房”操纵公众舆论和煽动情绪,提升认知战的影响效果。在巴以冲突中,通过将算法与数据跟踪相结合,能够判断出不同地域、群体的认知态势,进而推动“虚假叙事”和“议题设置”。例如,将效果逼真的游戏视频篡改成哈马斯发动袭击的新闻,伪造国际知名人物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照片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舆论场传播大量虚假内容,制造真假混淆的信息迷雾,能够滋长怀疑与分歧,加深社会矛盾和分裂。

综上,利用NBIC聚合技术能够制造心理“控脑”工具,使目标对象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形成认知效应引导操纵其思维和感情,影响决策并控制行为;最终,实现认知战预期目的。其具体实施路径如图2所示。

2.2 生物技术和认知科学相聚合,制造药物“控脑”工具调控认知决策水平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有限理性模型”,该模型认为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认识事物的详尽规律,其有限理性限制他无法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力追求完全理性。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人类认知能力同大脑特定区域活动紧密相关,利用药物施加刺激可以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反之,在认知战中通过刺激大脑的关键认知区域,也能够影响目标对象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行。例如:药物通过影响大脑的多巴胺系统来改变认知功能,多巴胺在奖赏、学习和注意力等认知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药物滥用会过度激活多巴胺信号,导致强烈的快感和药物—刺激关联的形成;药物还会改变谷氨酸的信号传导,谷氨酸是大脑中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与学习和记忆密切相关,长期药物使用会改变前额叶皮层和伏隔核之间的谷氨酸信号传导,影响认知能力。

药物“控脑”工具能够增强或者减弱认知能力。一方面,药物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注意力分散、记忆力丧失、警觉力迟钝,甚至出现思维错乱、幻觉等混沌状态,从而破坏认知决策系统。在反恐活动或者战争中,己方预先服用解毒药后投放生物药物武器可以导致对方大规模失去战斗能力,俄罗斯在2002年莫斯科剧院劫持人质事件中使用生物技术打击恐怖分子,致恐怖分子产生昏迷,在营救行动开始前作战士兵服用逆转药物和预防药物来为自身提供保护。另一方面,通过生物药物刺激能够促进人脑认知能力。美国五角大楼提出的“脑刺激计划”旨在通过使用靶向药物改善人类认知和身体表现,打造更加聪明、无畏的“超级士兵”“钢铁战士”。目前,已有证据表明美军正在使用莫达非尼和哌甲酯来提高部队作战能力,这两种药物分别治疗嗜睡症和注意力缺陷障碍。此外,美军还曾使用其它多种增强认知能力的药物:吡拉西坦是神经递质酌-氨基丁酸的衍生物,可增强人脑神经的可塑性;奥拉西坦有助于维持人脑的长时间记忆,强化神经元突触之间的连接,对学习能力的提高具有关键性作用;诺普平对人脑神经具有保护特性,可以恢复空间记忆,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加快大脑细胞的繁殖。这些药物主要是改变大脑神经递质浓度的时空分布,进而调节大脑认知状态,可以用于提高士兵的警觉性,强化短时间内的注意力、观察力和记忆力,以维持部队最佳的战斗状态。

综上,药物“控脑”工具能够增强作战人员的注意力、决策能力和反应速度,以提高其在战场中的表现;也能够削弱人脑认知功能,干扰目标对象的心理状态和决策能力,使其更容易接受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

2.3 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相聚合,制造物理“控脑”工具提升认知操控能力

人类大脑共有860亿个神经元,认知功能主要是由其中几十亿个组成网络的神经元协同工作实现的,神经元和人脑神经胶质细胞在纳米尺度上相互作用,产生记忆、情感和思想,这些神经元与纳米级的电路原件十分相似。因此,可以把人类大脑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并行处理纳米计算机,这也使得利用纳米技术设计和建造类似真实大脑层次结构的模拟系统成为可能。一方面,纳米生物标志物能够精准定位人脑中负责认知活动的区域,跟踪从神经元行为到人脑认知高等功能的因果链轨迹,更进一步了解大脑功能性神经的复杂结构。另一方面,纳米技术也被用于研发高精度、微创神经脑机接口,通过纳米材料制成的柔性电极阵列能够安全有效地与大脑神经元连接,记录大脑对刺激信号的反应,解决人脑和机器间信息传输的难题。

基于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和聚集场理论,利用NBIC技术制造物理“控脑”工具,模拟人脑层次结构,通过脑机接口和人脑观测技术掌握认知偏见产生的机理,实现认知操控的具体实施路径如图3所示。

脑机接口技术起源于美国国防部高级技术研究计划局(DARPA)20世纪70年代的自主课题,之后DARPA一直持续关注和开展脑机接口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认知增强、认知测量和认知干扰三个方面。

在认知增强方面,早在2013年DARPA就推出了阿凡达计划、不眠战士、读心部队等一系列项目,目的是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理论实现对战场指挥官决策能力的非线性提升。DARPA于2016年又启动“定向神经可塑性训练”计划,试图通过电流刺激人体外周神经系统,间接刺激大脑皮层,激活大脑神经元的突触可塑性,影响脑内神经递质的形成和扩散,从而增强大脑学习能力,提升训练效果和认知能力,研究人员在海马体植入刺激电极并施加刺激,发现其短期和长期记忆改善了35%-37%。另外,通过刺激最长的颅神经———迷走神经,可以调控血压、心率和代谢,研究发现经过刺激后士兵学习新语言的速度比正常人快两到三倍。2018年,DARPA再次提出N3计划,该计划通过神经元脉冲信号和皮层电位信号优化脑机接口性能,利用无损或者微损技术实现超级认知、快速决策等控脑能力。可见,通过皮层电磁刺激、大脑植入等方式能够实现认知能力的增强,提高官兵的学习效率与记忆力,提高警觉性,减少疲劳,最终使官兵具有更好的认知与决策能力。

在认知测量方面,通过将心理指标转化为可量化的信号,可以从感知、记忆、言语、心理动机、需求等方面评估作战人员的心理倾向。DARPA利用运算力和记忆力纳米神经传感器将人脑神经互动过程外化为人脑信号,使人脑功能监测和成像响应同步。例如:应用纳米技术研发的P50潜伏期听觉诱发反应记录和前额叶近红外探测头盔,分别测量感知门限和额叶功能,P50电位监测具有评估中枢神经系统的“感觉门”过滤功能,该技术作为在军事行动之前和行动期间作战状态的自我监测手段,能以无侵入方式实时监测作战人员在潜伏期是否发生认知功能紊乱,评估个体在压力下的认知表现。进而,分析认知表现不佳的原因和程度,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优化对策提供依据。此外,通过测量和评估战场指挥官心理和情感倾向,利用认知增强技术为作战人员植入神经认知增强类设备来改变神经活性,提升注意力、警觉性或决策能力,能够帮助作战人员快速获取新的作战技能,使其在特定状态下展示出专家般的洞察力和分析水平,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战斗力。

在认知干扰方面,DARPA持续研究利用脑机接口对敌方思维的干扰和控制的方法,使美军具备干扰敌方大脑功能的不对称作战优势[35]。通过致命和非致命手段对对方的心理进行攻击实现认知干扰,造成其心理伤害、混乱,甚至出现幻觉,改变对手的认知,最终使其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为,例如:通过“认同效应”使人脑对暗示、说服或胁迫等具有脆弱的防御性,用于干扰对手的决策和行动,使认知操纵对象更加顺从或更容易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从而改变认知对抗结果。

以上主要论述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分别与认知科学相互聚合在认知战中的应用。其实,NBIC不仅是二者之间的聚合,更需要四大科技合力聚能,共同提高脑际交互,改进人机交互。未来,NBIC聚合技术必将极大地增进人类的认知能力,为解释当前认知理论中令人迷惑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对认知战的对抗思维、操控认知的手段和方法产生颠覆性变革。

3.启发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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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战作为“第六作战域”,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超时空、跨领域等特点,模糊了战时和平时、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跨越了战场和国界,超出了单纯的军事领域,广泛渗透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社会领域,认知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新兴技术与认知安全的捆绑,加速提升认知战的技术含量。通过战略规划、技术研发和行动实践,不断强化认知战能力,意图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在信息技术方面,2023年4月Palantir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平台(AIP)”,集成了Anthropic公司的Claude等最新大模型,为国防和情报用户提供了强大的分析生成能力。美国陆军、空军的情报部门也在探索将商业LLM应用于情报研判和报告生成等环节,自动翻译和摘要多国语言的公开信息。2024年3月,美国发布了《情报界开源情报战略》,表明其将AI技术确立为全球情报博弈的核心引擎,美国情报体系正在从人力驱动转向AI驱动。通过构建AI社会模型,模拟政策变动与民众反应的因果关系链,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视觉算法追踪热点事件,解构抗议标语语义演变,可以为干预决策提供量化支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开放源情报部门正在构建一款ChatGPT式的大语言模型,该系统自动汇总开源情报资料并提供引用来源,让分析师在海量开源数据中快速获取答案的同时保证信息具有可追溯性,供分析人员以提问对话方式使用,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可见,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时掌握海外舆情动向,构建动态预测模型洞悉全球信息环境,实现对动态环境的实时响应。

在纳米技术方面,2019年,马斯克创建的Neuralink公司发布了脑机接口植入机器人和纳米级别复合材料柔性纤维电极,该电极只有头发的1/10粗细(5滋m),最多可以采集近万个神经元信息。2021年,DARPA资助的Neurograins神经颗粒电极,采用独立的无线微型神经传感器组成协调网络,每个传感器大约只有一粒盐的大小(毫米级),可以观测和调制大脑认知活动。2022年一种称为Synchron的永久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始应用于人体实验,植入体类似于血管支架,可以稳定采集大脑电信号。可见,美国已经具有较强的人脑观测能力,随着认知科学、纳米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全脑高精度、宽深广范围的无损观测与调制将很快成为现实,为人脑认知机制研究提供更加先进的技术支撑。

在生物技术方面,2024年,DARPA启动了“警觉战士赋能”(AWARE)项目,开发了一种由近红外光(NIR)激活的光控兴奋剂,通过可穿戴的NIR发射器非侵入性地传递到大脑特定区域,选择性地激活负责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和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区域以增强警觉性。可见,美国正在利用生物技术最新研究进展来增强战斗人员的认知能力,并能有效地防御对战斗人员认知的干扰,为“制脑权”战争的实现提供了技术前提。

综上,在认知战领域美国正在利用NBIC技术进行战略储备和全局规划部署。而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并且通过长期隐性认知塑造,持续积累国际舆论的慢性效应,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决定认知安全的关键要素,NBIC聚合技术对认知战的发展趋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对大脑和行为的控制方式将会变得更加灵活多样,认知战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必然会更加严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越发艰巨。因此,我国要高度重视认知战的潜在风险,深刻体会认知偏差在认知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弄懂悟透人脑认知工作原理、认知战的致效机制和关键因素,提早谋划认知战的应对策略,提升自身在认知域的防御和反击能力。下面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提出建议:

3.1充分利用跨领域科学研究成果,提升认知战技术层面防御能力

一是要透彻剖析ChatGPT、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人机传播方式、传播路径、传播机制和传播效应带来的深刻变革,应用人工智能(AI)等先进技术及时发现潜在的认知威胁,更快识别试图散播虚假信息、塑造特定认知和行为模式的操纵企图,不断丰富和完善认知战风险监测,使情报产品从“事后解释”转向“事前预警”,有效缩短决策响应周期。主要包括:

(1)利用AI技术实时监测网络空间和信息环境中的动态变化,提供实时的情报支持,帮助决策者快速做出反应。

(2)利用图像反向搜索、声纹音频分析和文本情感计算等技术,检测识别深度伪造内容,遏制阻断虚假信息传播。

(3)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进行验证,帮助决策者区分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

(4)通过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利用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算法,快速识别潜在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攻击模式。

(5)利用文本分析、语义分析、大数据和算法模型对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数据进行搜集和分析,实时掌握公众的思想和情感动态,准确把握认知推动因素,研判认知操纵的发展态势和后果。

二是要接种认知抗体疫苗获取抵御认知攻击的“免疫”能力。通过揭穿的方法纠正虚假信息效果有限,因为虚假信息会持续影响人脑的想法、感觉和记忆,记忆不像黑板那样容易擦掉,当大脑收到纠正信息后,虚假信息不会立刻被“抛弃”,而是与正确信息相互斗争,这就需要借助认知免疫学方面的知识帮助正确信息在斗争中获得胜利。认知免疫学是关于精神免疫的科学,主要研究大脑如何获得或者失去辨别事实和虚构的能力,以及如何拥有对有害思想的免疫力。认知免疫学家通过干预措施能够提高大脑的免疫表现,防止认知能力下降,保护免受有害、有毒思想的侵害。就像人类对抗感染性和破坏性微生物一样,人类大脑也具有对抗干扰性和破坏性信息的能力。因此,可以在受到认知战信息影响之前,通过暴露于弱化的认知战信息来提高自身识别和抵抗虚假信息的能力,这个过程与接种生物疫苗的原理一样,模拟病原体(细菌或病毒)的自然感染过程,但不引起疾病,来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

接种认知免疫“疫苗”具体是指通过接触弱化的错误信息,同时提供准确的信息并解释错误信息欺骗人类大脑的方法,以便以后能够更好地识别这些信息,从而强化心智产生大脑抗体,帮助受众在错误信息出现之前形成良好的认知保护,从而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接种认知免疫“疫苗”有多种形式,比如研究人员研发了一款被称为“坏消息游戏”的软件,玩家(即“疫苗”接种者)会试图通过在线传播错误信息来获得粉丝,同时还要在粉丝中保持高度可信的评分,在整个游戏过程中,玩家会学习传播错误信息的各种技巧,例如冒充他人传播阴谋论信息等,玩家在玩游戏之后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可信度评分显著低于玩游戏之前,这表明认知接种疫苗可以成为对抗认知战虚假信息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这种免疫作用对不同年龄、政治信仰、性别和教育水平的人都是有效的,还可以避免“逆火效应”。

三是要制定脑机接口防御策略防范潜在风险和危害。在认知战中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但其具有的潜在风险和危害值得重视和警惕。比如:在使用脑机接口时,认知战发动主体将能够引发恐惧、混乱、焦虑或者愤怒情绪的波形混入正常的人脑波形之中,使脑机接口使用者产生不良情绪和思想,进而促使其做出极端行为;利用光调控技术调节大脑功能,激活或者关闭特定认知功能呢,引发受试者攻击行为、逃避行为;利用直流电刺激受试者大脑右侧杏仁核区域,引发愤怒和恐惧情绪;使用次声波引发大脑皮层震荡,降低人脑的认知能力。通过脑机接口也能够改变目标国家公众的文化偏好、社会价值观、公众信仰和集体行为,如果给公众植入虚假的有关本国的负面记忆,还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使其自发改变政治倾向。此外,掌握先进脑机接口技术的一方,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压制对方,使对方作战人员精神涣散,使整个部队中弥漫投降主义情绪,消磨对方的反抗心理,极大地削弱对方作战能力。

因此,脑机接口技术在认知战中的潜在风险和巨大的危害性不容忽视,需加强对敌方脑机接口技术应用的情报侦查,提前发现潜在威胁,根据脑机接口技术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策略以应对潜在的威胁。一方面,为了防止由于特定目的,将恶意数据输入脑机接口,影响使用者的注意力和情绪,改变其认知和行为,需要深入研究认脑认知机制和神经编解码技术,提高脑机接口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研发能够检测和抵御脑机接口攻击的技术,确保脑机接口不受“数据污染”。另一方面,脑机接口存在着使用者的大量健康、个性偏好、认知能力等隐私信息,如果敌方获取并分析脑机接口数据链路中的这些信息,会基于此开展认知攻击。因此,要制定脑机接口的安全标准和规范,确保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脑机接口的通信链路进行加密,防止信息被窃取或篡改。为了防止信息泄露或遭受网络攻击,需要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护使用者的“神经权利”,确保精神空间免受不必要的记录和操纵,制定相关的伦理和法律规范,明确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边界,与其他国家共同探讨脑机接口技术的国际规则,防止其被用于不正当的政治目的。

3.2提升认知战对抗素养,增强意识形态层面抵御能力

一是由于人脑是认知战攻击的主要对象,特别是针对高层指挥人员,因此需要通过教育训练来增强应对能力。利用NBIC聚合技术搭建训练考核平台,能够强化认知战模拟演练和定期考核的效果。北约科学技术组织(STO)的研究报告中提及一款根据用户需要进行修改和扩展,支持不同组织之间联合训练的开源软件Somulator,该软件作为社交媒体模拟工具被用于认知战对抗训练,其整合了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克隆”版本,提供真实的社交媒体体验,利用该模拟工具进行社交媒体训练时,能够帮助受训者在模拟环境中对影响决策的认知偏差因素进行全面排查和定量评估,及时查清认知防御短板。我国要从国外汲取更多有益经验,为构建我国认知战教育训练体系提供参考,通过有针对性训练,提升认知操纵对抗能力,有效抵御认知域攻击。

二是要开展信息素养全民教育活动,普及认知操

纵特征和典型手法等相关知识。要让公众意识到生成式AI与大数据的融合使认知操控更具隐蔽性更加高效,“颜色革命”也已经从传统的人工模式升级为意识形态的无人算法干预模式。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使公众了解认知战进攻主体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社交媒体文字、图像、视频中的情绪倾向和行为模式,精准发现和锁定潜在目标群体;进而利用深度伪造、声纹克隆技术生成高仿真虚假信息,“编辑”目标群体的认知。比如:2022年8月底,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室和社交平台分析公司就曾联合发布报告,披露了美国利用AI生成照片当作头像、冒充“独立”新闻机构、制造热门标签利用“微目标”技术向特定人群精准传播,掀起海量话题讨论,操纵全球涉疆舆论的丑闻事件。采取以案教育的方式,能够帮助公众更加深入了解认知战的运作模式、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后果,从而提升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要使公众了解社交机器人已经广泛被用于实时监测目标国家社交媒体中的情绪波动,据此调整互动策略,发动信息饱和攻击,强化认知偏差和“信息茧房”效应。只有提升了公众信息素养,才能够使其更容易学会评估信息的来源和可信度,避免盲目接受未经验证的信息,对信息进行多角度分析,避免被片面或误导性信息影响。

同时,需要通过社会互动,增强公众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和理解,不断更新知识,拓宽视野,减少因知识匮乏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引导公众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文化自信,减少外来不良文化的冲击。还可以运用认知科学、信息技术研发和推广前文提到的“坏消息游戏”类反认知战软件,增强公众学习兴趣,提升公众甄别能力与批判思维;鼓励公众提供可疑的认知操纵情报线索,汇集广大公众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抵御认知操纵对主流价值和共识的侵扰。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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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知科学提出某个想法,利用纳米技术就能够制造它,利用生物技术就能够实现它,利用信息技术就能够监视和控制它。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为利用计算机模拟大脑的动态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使得设计和构建人工大脑成为可能。NBIC技术彼此之间紧密结合,一旦聚焦于认知对抗领域,将发挥超乎想象的巨大作用。NBIC聚合技术赋能下的认知战已经突破了传统军事冲突的物理边界,深入到心理认知层面,未来认知操纵风险会日益加剧,意识形态斗争会不断升级,我国在做好认知战防御的同时,也要对发动认知战进攻的先进技术工具、认知塑造的方法和思想和情感操控的手段等方面开展研究。毛主席说过:“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要在认知领域对抗斗争中保持主动,减少对手操纵公众观点和决策的机会,通过积极的心理影响和认知引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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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 《【论文】NBIC 聚合技术视域下的认知战：致效关键、技术工具、启发和建议》